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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瑟夫·史迪格里茲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諾貝爾經濟學得獎得主

約瑟夫.史迪格里茲:全球化及其新不滿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敵視全球化呢?
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敵視全球化呢?

2016-09-06
作者: 約瑟夫·史迪格里茲

▲(圖/Pixabay)

全球化未能兌現政界主流的承諾,已損害人們對「體制」的信任和信心。各國政府厚此薄彼,同時又坐視一般民眾在危機中受苦...。

十五年前,我寫了一本名為《全球化及其不滿》(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的小書,闡述開發中國家對全球化改革與日俱增的反對。那是看似費解的一種情況:開發中國家民眾得到的訊息,是全球化將增進大家的整體福祉。那麼,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敵視全球化呢? 

反全球化聲浪升高 經濟學家也無解

如今全球化的反對者,已不限於新興市場和開發中國家,先進國家數以千萬計的人也加入了此一陣營。民調顯示,貿易是造成一大部分美國人不滿的一個重要因素。類似的想法在歐洲也顯而易見。

我們的政治領袖和許多經濟學家聲稱對所有人有利的東西,怎麼會受到如此強烈的抨擊?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倡導全球化,他們偶爾會說:民眾的生活確實改善了。只是他們不知道,民眾的不滿是精神科醫師該處理的事,經濟學家幫不上忙。但是,從所得數據看來,應該求助於精神科醫師的,或許是新自由主義者。在先進國家,多數人的景況並不好:美國底層90%的人所得已停滯了三分之一個世紀。全職男性勞工經通膨調整的實質所得中值低於42年前,底層實質薪資與60年前相若。

經濟失調、所得停滯對許多美國人的影響,甚至反映在健康統計上。經濟學家凱思(Anne Case)和迪頓(Angus Deaton,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便已指出,某些美國白人的預期壽命正在縮短。

歐洲的情況稍好一點,但也只是稍好一點。

米蘭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的新書《全球不平等》(Global Inequality: A New Approach for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提供了一些關鍵洞見。他檢視截至2008年的二十年間所得方面的大贏家和大輸家。大贏家除了全球的頂層1%(全球的財閥)外,還有新興經濟體的中產階層。大輸家則是先進國家的中低層和勞工階層。全球化並非造成這種情況的唯一原因,但確實是原因之一。

假設市場是完美的,自由貿易將令世界各地的非技術勞工薪資劃一。商品貿易可替代人員流動。中國出口需要投入許多非技術勞動力的商品到歐美,將令市場對歐美非技術勞動力的需求減少。

這股力量非常強勁:如果沒有運輸成本,如果歐美沒有其他競爭優勢,貿易的作用有如中國的勞工持續移民到歐美,直到薪資差異完全消失。新自由主義者自然從不談貿易自由化的這種後果,他們只會說所有人都將受惠(你也可以說他們是在說謊)。

全球化未能兌現政界主流的承諾,無疑已經損害人們對「體制」的信任和信心。各國政府厚此薄彼,慷慨援助造成○八年金融危機的銀行,同時坐視一般民眾在危機中受苦,令許多人更加相信全球化失靈並非只是經濟判斷錯誤的問題。

在美國,共和黨國會議員甚至反對援助直接受全球化傷害的人。較廣泛而言,新自由主義者反對保護輸家的福利措施;他們顯然是擔心這會造成不好的誘因。

但是,這是無法兩全其美的:如果全球化要惠及多數人,強健的社會保障措施是必要的。斯堪的那維亞人早就明白這一點:他們的社會契約維持一個開放的社會(對全球化和科技演變持開放態度),而有力的社會保障是其社會契約的一部分。其他地方的新自由主義者不明白這一點,而如今在美國和歐洲的選舉中,他們正遭受報應。 

改造市場的方式 讓不平等擴大

全球化當然只是眼下事態的一部分,技術創新是另一部分。但開放和創新理論上都是要令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富足,而先進國家其實可以引進政策,確保好處得以廣泛共享。

可惜當局的政策改造市場的方式擴大了不平等,而且損害了總體經濟表現;當局修改遊戲規則,偏袒銀行和企業,照顧有財有勢者,犧牲所有其他人,結果經濟成長反而變慢了。勞工的議價能力遭削弱;在美國,至少競爭法規並未跟上時代的步伐;既有法規也未有力地執行。金融化繼續快速前進,公司治理則惡化了。

如我在近作《重寫美國經濟規則》(Rewriting the Rules of the American Economy)中指出,我們必須再度改變遊戲規則,包括引進措施馴服全球化。遺憾的是,歐巴馬總統推動的兩大貿易協定(《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和美國與歐盟之間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定》)卻搞錯了方向。

《全球化及其不滿》的主旨是「問題不在於全球化,而是在於我們管理這過程的方式。」可惜我們管理全球化的方式並未改變。十五年後,全球化造成的新不滿,將這一訊息帶到了先進經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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