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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朔

本名王杏慶,長期關注政治、文化、社會議題,身兼作家、詩人、評論家、新聞工作者

南方朔:當政府無能成慣性

2014-01-15
作者: 南方朔

我們由大埔案可看出,當政府體制日益龐大,並沒有提升政府的效能,反而是政府的手太多,會讓濫權者有了更多的機會,這在以前是不可思議的。

近年來,在很多文章裡我都提到哈佛政治哲學教授湯普遜(Dennis F. Thompson)所寫的論文集《恢復責任》。該書探討了許多當今的政府為什麼無能犯錯的現象。書中特別指出,以前的政治學很注意政府的「髒手問題」,而現在的政府則是「手很多」,都成了「無能的手」,這是個新興的問題。

當「政府的手」太多,就會有下述幾種狀況:

政府的手太多 更容易推諉

一、每一隻手既管事又不管事,對於重大問題就會缺少了真正負起責任、啟動問題的手,這是手太多造成的政府平庸化、被動化和卸責化。去年,台灣的「假」案一個接一個,幾乎沒有一個是政府權責單位所啟動的。這已證明了當政府的手太多,其實是責任意識更容易被稀釋,更容易推諉。

二、當政府的手太多,而沒有一隻手是主導及負責的手,那些太多的手就容易根據自己的利益而行。就以清境問題為例,它由內政部、交通部、地方政府這三隻手共同管事,而主管國土保育的內政部又缺乏意志去堅持國土保育的原則,掌管觀光的交通部,以及管地方建設的地方政府,遂替民宿開方便之門,整個清境遂在三隻手裡被管成了一個爛攤子,國土保育的初衷也就消失無蹤。

三、當政府的手太多,如果某件事情出了一隻強勢的手,其他被動的手就會自動的棄權,成了被動的共犯,它不會去糾正那隻強勢的手所做的錯誤,只是去附和背書。就以苗栗大埔案為例,苗栗縣長劉政鴻乃是最強勢的手,於是另外的許多隻手像內政部、行政院遂自動放棄上級的監督角色。

內政部的土地徵收審議委員會對此案草草了事,只花了四分鐘即審查完畢,土徵委員也未至現場勘查和評議它的公益性和必要性。當此案鬧大,甚至行政院也以一切依法辦理為大埔案背書。由整個大埔案已可看出,當政府體制日益龐大,它並沒有提升政府的效能,反而是政府的手太多,會讓濫權者有了更多機會,這在以前是不可思議的。

前面所談到的三種情況,前兩種涉及的是政府的平庸化和無能化,第三種則涉及政府新形態的濫權。這是研究政治理論的人,想都沒有想過的新問題。在二十世紀的西方,以及戰後的台灣,人們都相信已被通俗化了的現代化論,現代化論指出,傳統的政治是人治、統治者及官僚體系缺乏了合理的普遍原則,因而可以任意而行。但到了現代,由於理性主義掛帥,人們相信官僚體制可以透過分工形成政府行為的合理性和合乎法律性。這種特質只是民主法治的哲學基礎,這種官僚體制的合理性顯然在哲學上很有爭論,但在現實的運作上的確有效,所以官僚體制的合理性遂成為一種定論。

習慣無能政府 改變難上難

但社會及政治易變,在進入1980年代以後,世界的政治已變:

一、由於金權和政權的本質親合性,選舉的獻金、金權的強大遊說力等原因,政黨與財團已合為一體,這就是學者所謂的「社會再封建化」。政府的行政和司法都向財團傾斜,政府維持公義的原則已告失去。

二、由於媒體發達,它的娛樂功能已取代了從前的公共功能,演藝和觀看式運動的明星已取代了公共討論的知識分子及意見領袖,社會及政治問題的重要性降低,社會的不滿心態開始零碎化,社會已很難出現足以造成改變的群眾運動。以前的統治者畏懼群眾的不滿,因為畏懼,他們對人民的意見才會有感﹔現在的統治對民心已不再畏懼,因而無感和根本不予理會。

三、以前的統治者對民意有感,官僚體系當然也會對民意做出反映,會形成有責任有效率的政府﹔而今統治者無感,官僚體系這個大機器就形同了自有發動機和啟動器,巴黎第七大學哲學教授勒科特(Dominique Lecourt)遂以整本著作《政府的平庸化》,討論政府在無感後所造成的平庸無能。而更悲哀的是,目前已進入了一個社會停滯、凡事都已習慣的時代,人們已習慣於無能的政府,習慣於貪腐濫權,好死不如賴活的價值觀已成了社會最大的慣性,當什麼都已習慣,改變遂成了不可能。

1980年代以前,世界上的主流政治學都在強調「有反應」「肯負責」的政府;而二十一世紀迄今,愈來愈多學者已注意到政府的無能、平庸和濫權,台灣只是各種例子中最特殊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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