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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端端的,怎麼就吐釘子了?」金馬新導拍《南巫》:不平等待遇是大馬華人被下的降頭

2021-04-08
作者: 王海咪

▲來自馬來西亞的張吉安憑著長片處女作《南巫》,一舉奪下第57屆金馬獎最佳新導演、入圍最佳原著劇本獎。(圖/今周刊)

張吉安溫柔地說鬼故事,他一點也不想嚇人,他想用最寫實真誠的方式,說位於馬泰邊界多元民族的家鄉事。

奄奄一息的父親癱在床上,突然一陣作嘔,母親趕緊拿痰盂罐去接,向裡頭一望,才發現他吐出的竟是血,母親顫抖著往罐子底撈,撈出幾根生鏽的鐵釘。「好端端一個人,怎麼突然就吐釘子了?」電影《南巫》中的母親眼神裡滿是恐懼,對著鏡頭質問。

這個問題,連導演張吉安到今天都還在問自己,「世界上有太多沒辦法解釋的事情了。」來自馬來西亞的張吉安憑著長片處女作《南巫》,一舉奪下第57屆金馬獎最佳新導演、入圍最佳原著劇本獎,電影4月1日於台灣上映。

這部片演的是他兒時的真實經歷。出生在民俗信仰多元的馬泰邊界吉打州,被下降頭、吐釘子對張吉安來說,從小看到大,其實不算太光怪陸離的事,但劇中從星馬邊界北嫁上來、不諳馬來信仰的母親,不信真有下降頭這回事,一會兒拖著父親進大醫院求診,一會兒拿著沾著血的鐵釘去五金行問通路來源。

有些觀影人看了也不信,以為張吉安想講鬼故事,事實上,他真正想說的,是馬來華人生活的離散史。「降頭只是一個引子,引入主題。」張吉安講起話來很溫柔,看上去確實不像想拍驚悚片、刻意嚇人的導演。

不平等待遇 是馬來華人被下的降頭

《南巫》的背景設定在1980年代的馬來西亞,1987年,馬來人與華人因長期文化差異,加上政治上種種不平等的待遇,爆發茅草行動,華族和馬來族對立加深,執政黨以「馬來族統一」之名,逮捕不少反對黨分子和華族人士。張吉安形容那段時期像白色恐怖,「華人的不安就像中降頭一樣,也不知道從何下手解決、不知道如何去治癒自己身分的邊緣化。」

茅草行動:馬來西亞政府根據「內部安全法令」,大舉逮捕國內政治領袖和知識分子,並關閉3家報社限制言論自由。

張吉安憶起求學時期因華人身分所吃的虧,雖說華人是馬來西亞第二大族群,「但在資源分配上也永遠是老二,好的都被老大拿完了。」考大學就是血淋淋的例子,馬來西亞在政策上有「固打(quota)制」,馬來人和土著享有進國立大學的名額優先權。張吉安共有4個兄弟,他是家裡唯一1個念到大學的,「華人能夠進到國立大學非常不容易,我算家裡會讀書的,也只進得去私人大學,爸媽很失落。」

張吉安的父執輩望子成龍,一方面希望孩子能打破馬來華人的限制,考進國立大學,另一方面卻又消極保守,不願去衝撞體制。張吉安談起家庭教育,「他們都是非常典型的華人,認為生長在這個國度,不要亂說話、不要亂批評人、不要跟友族同胞發生衝突,最好的方式就是保持安靜。」張吉安話說得平淡,骨子裡卻很叛逆,從小因種族受到的不平等對待,早在他心底落了根,「這種警告雖然小時候受得住,但我長大後反而像脫韁的野馬。」他從不認為身為華人,就該安靜聽話。

吉打對他來說是家鄉,卻也是個被遺忘的邊界,「總覺得鄉下的孩子如果不離開,一輩子都會從事農耕工作,我想趕快長大離開家。」張吉安知道馬來華人身上的種種限制鎖不住他,吉打大大一片稻田也圈不下他,他要離鄉,帶著邊界這些馬來華人的掙扎,讓更多人看見。

張吉安的志向清楚,大學就念電影電視系,被問起他希望透過電影傳達給觀眾什麼?他毫不猶豫地說:「想用鏡頭記下馬來華人最深邃的一面。」但達成這個目標,卻花了他長達10餘年的時間。他奪下金馬最佳新導演獎,但以43歲的年紀來說,確實不算太「新」,外人以為他在外繞了一大圈才找到志業,而他稱過去在產業打滾的十載,是在寫「導演功課」。

▲《南巫》中看得見劇場文化的影子,不假特效,車頂的鬼由演員全身塗白扮演而成。(圖/傳影互動提供)

花10年累積能量 自身故事獻給邊界父母

「導演有怎麼樣的過去歷練,就會拍出什麼樣子的電影。」張吉安過去豐富經驗的累積,堆疊出《南巫》的層次。在成為導演之前,他先後去了劇場演戲、編舞,還當記者跑了幾年新聞,又去電視台拍靈異節目,最後當起廣播主持人。導演功課做得扎實,所有經歷化成靈感,藏在鏡頭下的一個個細節。

仔細一瞧,的確能在電影裡發現蛛絲馬跡。張吉安以現代舞蹈的方式,呈現馬泰邊界民俗信仰中、守護農地之神「田伯爺」的形象;又堅持全片以真人實地演出,不用假道具、也無須聲光特效,連降頭鬼都直接派出全身塗白的演員登場,看得出劇場表演的影子。

屏東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黃文車進行鄉音研究多年,因此認識張吉安,看了電影,他認為:「張吉安累積過去10多年採集鄉音、行為藝術的經驗,呈現在這部片上。張吉安透過過去經驗,傳達大馬多元兼併的聲音,探詢族群、文化等面向,對華語電影來說,是很大的進展。」

影評人陳煒智亦愛極這部電影:「它在文化程度上很豐滿。這是張吉安的童年往事,講介於人界、巫界、鬼魅界的故事,層次豐富。現代藝術、傳統藝術、劇場文化、民俗歷史和摩登世界,一層層邊界與邊界、文化與文化、疆域與疆域,都在這部電影裡。」

雖然層次繁贅,呈現上卻不複雜,只有赤裸裸的真誠,因為這終究是張吉安的真實故事。有一幕,母親蹲在廁所裡,雙手用力刷著父親因病無法自理大小便而弄髒的被褥,刷著刷著,忍不住無助,嚎啕大哭起來。為了掩飾哭聲,母親轉開水龍頭,試圖讓嗚咽被水聲沖走。

「這個畫面一直纏繞在我腦海裡,到現在都還很鮮明。」想起當年畫面,張吉安仍歷歷在目,他坦言,「這是我對演員要求最嚴厲的一幕,她演了大概5、6次。演到最後一次,我的眼淚掉下來,才終於覺得演對了。」劇中母親從一開始不信下降頭,到後來科學方法屢屢失敗,父親病情不見好轉,只好求助民間信仰,母親才不得不去認識、融入馬來當地民俗。

在現實中,張吉安的成長經歷也如此,他已經是第3代,對馬來西亞的認同,「生於斯、長於斯。」他說得斬釘截鐵,但來自中國的父母、祖父母初下南洋時的無助和慌亂,才是他兒時最鮮明的記憶。第1部作品,張吉安就坦蕩蕩地把自身故事搬上大銀幕,用真誠感動觀眾,他說自己的家鄉、也說邊境多元民族的衝突和融合;說家裡父母的無助、更說馬來華人的掙扎。

劇末,銀幕一行「獻給邊界的父母」,讓人想起張吉安在現實中的童年,父親被下降頭吐出鐵釘,年幼的他不知所措,把兒時的不安和掙扎,用10年累積能量,也終於像父親吐出鐵釘似地吐出如鯁在喉的馬來華人焦慮,說出他對家鄉愛與恨、馬來多元文化的美麗與哀愁。…(更多內容,請參閱最新一期《今周刊》第1268期)

▲張吉安(右)在片場,親自教導飾演片中母親的演員吳俐璇(左)。(圖/傳影互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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