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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尚進

亞洲開發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哥倫比亞大學金融與經濟學教授。

拜登當選美國總統 兌現氣候承諾的契機來了?

2021-01-17
作者: 魏尚進

▲拜登當選美國總統加上中國作出新的氣候承諾, 意味著在解決碳排放問題方面出現了新機會。我們應該在它消失之前好好把握。(圖/達志)

中國於去年9月分承諾在2060年前達至碳中和,一個月後日本也作出類似承諾。這些承諾出現在美國已退出《巴黎氣候協定》的情況下,很容易被視為競逐全球領導地位的地緣政治競爭的一部分。但應對氣候變遷不是零和遊戲,各國競相提高目標和加強政策對所有人都有利。

為了縮窄承諾與實效之間的差距,我們必須鎖定最近這些承諾,並創造誘因,鼓勵其他國家提高它們的氣候目標。雖然今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因為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導致的封鎖措施而減少,但瘟疫發生前那種密集排放很可能將於2021年捲土重來。

比較碳足跡 美國人是中國人兩倍 

我們如何才能以及時、高效、公平的方式真正開始減排?未來10年間,美國必須將該國基於消費計算的人均碳足跡從比中國當前水準高約200%降至高80%左右(從人均每年18噸碳降至10噸)。德國必須將該國基於消費計算的人均碳足跡從比中國當前水準高約80%降至低於中國當前水準(從人均每年約10噸碳降至6噸)。至於中國,則必須在2020年代結束前使人均排放量不再增加,同時向碳中和邁進。

對許多經常聽說中國是全球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的人,這些建議可能出乎意料。若以每年對大氣中溫室氣體的貢獻衡量,中國確實是世界第一,其次是美國。但若以人均年度貢獻衡量,德國人生活的碳密集度比中國人高80%左右;美國人的碳足跡則比中國人高200%左右。

同樣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記住,氣候變遷是大氣溫室氣體的總存量造成的,並非只是某一年的排放。因為溫室氣體的消散速度緩慢,工業革命以來的累計排放(尤其是1900年以來的排放)造成的損害大於近年(例如2018~2020年)的排放。以這種累計標準衡量,大氣中的溫室氣體絕大多數是美國和歐洲排放的,所有其他國家加起來也遠遠不如。

但是,先進經濟體的公民並非全都認識到這一點,原因至少有3個。首先,他們經常聽到政界和媒體說中國是「最大的排放國」,雖然這是事實,但並不是全面的事實。第2,歐洲和美國在控制比較顯而易見的空氣汙染方面,比中國(和多數其他開發中國家)做得好得多,但是這與有助對抗氣候變遷的溫室氣體減排未必是同一回事。

最後,富裕國家進口商品的碳密集度通常比出口商品高得多,而這意味著它們的居民藉由將部分碳排放轉移到其他國家來維持高碳生活方式。貿易收支平衡的富裕國家是這樣,商品貿易出現巨額逆差的國家更是如此。例如美國人生活方式的碳密集度,就遠高於該國國內碳排放量所暗示的。

為了超越《巴黎氣候協定》下目前仍有不足的承諾,並彌補即將離任的美國總統川普所浪費的時間,我們既需要新的承諾,也需要新的獎懲機制。首先,所有富裕國家都應該力爭在50年前實現消費方面的碳中和,而非僅著眼於生產方面。可以更快達到此一目標的國家當然應該這麼做。

致力碳中和 應向窮國提供援助

此外,當前所有中等收入國家都應該力爭在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因為開發中國家出口的碳密集度往往高於進口,生產方面淨排放歸零的難度高於消費方面。國際社會必須向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國家提供技術和財務援助,條件是它們致力在七五年前達至碳中和。

我們可以更有作為,而非僅仰賴各國作出承諾和自願兌現承諾。歐洲、北美、中國、日本和志同道合的其他國家若能以一致的方式對碳密集進口商品課徵關稅,以及在國內課徵碳排放稅,將能大幅提高全球溫室氣體排放成本。由此產生的稅收不但可以用來支持再生能源,還可以用來支持降低碳捕集和封存成本的創新。

碳關稅將使中國必須為違背它最近作出的氣候承諾付出更大的代價,因為該國碳密集的出口商品將損失一定的競爭力。它還將使中國更願意履行其承諾,如此一來,環境標準較低的其他出口國可以從中國搶走的生意將減少。而當然,任何國際碳關稅制度如果沒有美國和中國的參與,它涵蓋的全球進口和消費都將太少,以致無法奏效。

拜登當選美國總統,加上中國作出新的氣候承諾,意味著我們在解決碳排放問題方面出現了新機會。我們應該在它消失之前好好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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