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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台大學鬧錢荒 國立大學校長補貼換紗窗:大學很像「月光族」…

2020-10-22
作者: 鄭閔聲/徐右螢

▲(圖/今周刊)

持續多年的少子化,加深私立大學招生壓力。面對生存危機,逾30位私大校長近期公開批評政府,對大學整併退場缺乏規畫,卻又長期壓抑學費,使各校無力發展特色,形同自生自滅。但受資源匱乏困擾的不只私校,許多國立大學校長也一樣勒緊褲帶度日,有時甚至連硬體修繕的預算都編不出來。在維持教育品質與減輕學生負擔的天秤兩端,台灣的大學已無法維持平衡,未來能否稱職扮演培育人才、促進社會進步的角色,也讓人深感憂慮。

「本校的『X射線光電子能譜儀』買了將近20年,已經損壞無法正常使用,但一台全新儀器至少要價2千5百萬元,我們沒辦法更新。教授或學生如果要用,只能到其他學校或工研院登記時間花錢租借,有時還要排隊。」坐在擺設樸素的會議室裡,台灣科技大學校長廖慶榮說著學校面對的財務困境。

這所技職體系龍頭,過去幾年受限於預算,多次忍痛放棄添購高端儀器設備,「很多時候,我們把博士生送出國,例如到東京工業大學交流,就是為了用他們的設備。因為我們的學生程度很好,對方也願意合作研究。」廖慶榮解釋校方的應變之道。

不只高價器材,有時連修繕工程對國立大學都是筆奢侈開銷。一位要求匿名的國立大學校長接受《今周刊》訪問時透露:「今天早上才有個學院來說沒錢換紗窗,我只好幫忙補貼一點⋯⋯,大學很像『月光族』,手上的錢只夠cover(支付)基本營運,很難存夠錢去做大一點的事。」

兩位國立大學校長分享的故事,在其他校長眼中,並不怎麼讓人意外。

我大學經費水準低於先進國 條件難吸納優秀師資

《今周刊》7月間以問卷形式調查全國48所國立大學(包括科大及學院)校長,詢問學校可支配經費是否充裕。回覆的26位校長當中,高達92%認為我國大學能運用、以及每位學生所能分配到的經費,較鄰近的日、韓、香港、新加坡等地拮据;同樣,92%校長回應,在日常綜理校務時受經費不足困擾。

客觀數據,也印證大學校長的主觀感受。

根據教育部統計,2016年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會員國,平均高等教育「生均經費」約新台幣46萬元,台灣僅36.5萬元;若改看生均經費占國民人均GDP(國內生產毛額)比率,OECD平均37.6%,台灣是25.9%。可見無論絕對數字或相對每人國內產值比率,台灣大學生享有的「教育資源」,皆低於先進國家水準。

生均經費:以各大學公布的年度總支出,除以註冊學生數,計算出該所大學每年在每一位學生投入的經費,藉以評估教育資源多寡。

這些數字只是整體平均,個別學校之間還存在極大的「貧富差距」。例如國立台灣大學,108學年度生均經費約新台幣58萬元,清華大學、交通大學、成功大學則約等於OECD平均,其他國立大學則遠遠不及。部分歷史悠久的私立大學,每生每年甚至只能分到15萬元左右的教育經費。

但即使是資源豐厚的台大,經費規模與鄰近國家頂尖學府對照,也相形見絀。

「大學教育的『血庫』,事實上是貧血的。」清華大學校長賀陳弘這麼形容。

「貧血」會對大學發展造成哪些阻礙?回答問卷的校長多數選擇「無法以具競爭力的薪資吸引或留住優秀教師」,其次是「新建或修繕硬體設施困難」與「無法添購必需的教學研究設備或器材」。

「大學教師是可以在全球範圍移動的流動性資產,引進並維持這種流動資產的成本,會比不太流動的人才——例如中學教師——更高。」賀陳弘指出,為吸引並留住優秀人才,清大每年固定從校務基金與教育部的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中,撥出1.8億到2億元為教師加薪,即使如此,人才流失現象,比起過去仍更為嚴峻。

廖慶榮也指出,早年台科大開出一個教職缺,會有2、30位外國博士應徵,其中至少有10幾位是畢業於該領域全美排名前10的名校;但現在同樣的職缺,平均只有3到5位海外博士應徵,「我不是說洋博士程度就一定好,但學校能挑選的『分母』少了,平均水準一定比過去差。」他說。

「在國外拿到博士的人找教職,比較的一定是亞洲、甚至全球國家的薪資條件,台灣教授的薪水和韓國已經差了一段距離,和新加坡、香港更是不能比。」廖慶榮分析,校方聘用學者的拉力不足、既有人才被挖角的推力自然同步提升,「我們有個副教授,被澳洲用6百多萬年薪挖角,當他說要走,我們也不會留。難道也給他6百多萬嗎?沒辦法嘛。」

在人才危機之外,當國立大學必須投資的教學研究設備或新建修繕硬體設施,也因為經費不足而必須「儲蓄」多年、甚至忍痛放棄,對台灣的高等教育品質,當然也是重大警訊。

成大校長蘇慧貞指出,她自從5年多前接任校長就一直想翻新學生宿舍,近期才終於克服財務問題準備動工,「大學宿舍不用很豪華,但要有一定的品味和功能。成大在國內已經是經費相對優渥的學校,但我們連每年固定更新建築的經費都沒有。」她說。

學校太多稀釋資源 補助增幅趕不上物價

檢視教育部預算,對國立大學的「教學與研究輔助」,明明從2010年的405億元,成長到今年的458億元,國立大學為何還會「為錢所困」?

「我們的絕對經費確實有增加,但別的國家經費增加得比我們更多、斜率更大、速度更快;台灣的大學還是有一定的品質,但同樣增加的經費要被更多的學校分攤,也是現實存在的問題。」蘇慧貞認為,「學校太多」與「經費成長幅度不夠」,是彼此密切相關的因素。

教育部公布的「公部門高等教育經費占GDP比率」,恰好印證蘇慧貞的觀察。2015年, OECD國家公部門高等教育經費平均占GDP1.2%,台灣2018年的數字只有0.7%,再加上台灣的大學數量眾多,高等教育「淨在學率」遠高於OECD平均,「每生」能分享的公部門經費更為有限。

但根據《今周刊》調查,僅一半校長認為「政府補助太少」是經費困窘的最關鍵因素,高達77%校長將重點指向「學雜費不符成本」。

部分國立大學會主動公布該校的「每生單位成本」。以台大為例,108學年度每學期單位成本最低的是管理學院,約15.4萬元,成本較高的醫學院則為36.8萬元;但管理學院與醫學院學費,分別僅占單位成本的16.6%與10.75%,確實遠遠「不符成本」,須仰賴政府補貼或以產學合作等方式籌措經費。

國立大學學費不符成本的原因,來自多年凍漲。例如台大自2004年以後就不曾調漲。那一年,台灣的基本工資是1萬5840元;而目前,則已來到2萬3800元。

「如果物價、薪資一直往上漲,但學費一直保持一樣,是不是等於減學費?」中央大學校長周景揚分析,即使不考慮通貨膨脹,大學人事費用也會隨教職員年資晉級、以及聘約人員逐年加薪而不斷墊高,一旦收入維持不變,就得削減其他花費填補人事成本。

政府不是沒想過以增加學雜費替大學「輸血」。2012年,國家教育研究院受教育部委託,提出以「物價指數年增率」及「通貨膨脹率」作為調整指標的「常態性大專學雜費調整方案」,試圖回應學校營運成本因物價上漲增加、大學生人數快速擴張導致教育資源稀釋等問題。

但方案一出,立刻招來學生、家長團體串聯反對,國教院舉行的公聽會更遭抗議癱瘓。時任教育部部長蔣偉寧2013年4月雖堅持將方案送往立法院,但在朝野黨團「高度共識」下,全案未經審議就遭退回。

國立大學校長多贊成漲學費 主流民意不認同

根據《今周刊》調查,高達88%的受訪國立大學校長贊成國立大學應調漲學費,以維持競爭力。校長間的共識,顯然與主流民意有巨大落差。

「所有參與計畫的學者都認為適度調漲是對的,但大學學費是政治問題,教育部弄得灰頭土臉以後,就再也不敢碰了。」一位親身參與常態性調整方案研究的學者無奈地說。

「我同意大學經費不足,但我更擔心鬆綁會像打開潘朵拉的盒子,讓高教商品化,受害的還是學生。學費不是絕不能調,但校方有義務告知師生與社會,要把錢用在哪裡,如果是拿來做衝論文數這種對教育品質沒幫助的事,我堅決反對。」高教工會理事長劉梅君認為,只要教育部有魄力縮減大學數量、集中資源,台灣的高等教育未必不能走向「歐陸模式」。

德國,是歐陸模式的典型,當地大學及碩博士生不論國籍,只須負擔包括交通票券在內的少許雜費,「德國認為教育是基本人權,應該盡可能為想上大學的人排除障礙。」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DAAD Taiwan)主任金郁夫解釋,在這樣的社會共識下,德國大學所需經費,幾乎全由聯邦與州政府支應。

根據OECD統計,德國2015年的公部門高教經費占GDP1.2%;德國教育部則公布,當年政府共提供全國350所公立大學525億歐元(約新台幣1.8兆元)經費,可見德國政府投資高教毫不手軟,「德國是個富裕的國家,付得起這筆錢。」金郁夫說。

還記得嗎,台灣的公部門高教經費僅占GDP0.7%,若想仿效德國,政府對高教的補助幾乎得翻倍——不是不可能,但絕非易事。

避免高教商品化 可採量能收費機制

其實,國立大學校長也沒不切實際到想把10多年不變的學費「一次漲足」。

廖慶榮就認為,大學學費不可能大幅調漲,國教院當年提出依物價指數等指標,每年動態檢討,是可避免人為干預的合理方案,「油價也有調漲機制,建立了以後,大家就按規矩來。」

周景揚掐起手指計算:中央大學1年學費收入約6億元,就算只漲3%,學校每年也能多1千8百萬元,對固定硬體更新、人事支出皆不無小補。

至於許多人擔心的,漲學費將影響弱勢學生受教育權利,在校長們眼中也並非無解。

「教育部可以管制,大學每漲10塊錢學費,要提撥兩塊補貼弱勢;或成立全國性獎補助基金,資金就來自漲學費的收入。」賀陳弘說,「甚至可以更直接規定,不管學費怎麼調,家庭收入低於一定水準的弱勢學生,都只要付2020年的數字。不一定要全面低學費,才能實現公平正義。」

新興經濟體印尼,就採用「量能收費」機制,降低弱勢學生入學門檻,促進階級流動。

印尼台灣教育中心經理關統議(Ivan Arista)指出,印尼國立大學會要求學生註冊時提供家長收入證明或住家水電費單據,作為收費依據。以最頂尖的印度尼西亞大學為例,每學期學費依家庭經濟狀況,從零到1500萬印尼盾(約新台幣3萬元)不等;國際學院還會再高25%。

印尼人均GDP只有台灣的6分之1左右,但印度尼西亞大學的收費上限,已接近台灣國立大學水準。而印尼新任教育部長馬卡林(Nadiem Makarim)為提升高教競爭力,今年又提出「獨立大學」政策,賦予公、私立大學安排一切制度的權利,其中也包括自由制定調整學費機制。

「台灣前段的大學到現在還能和世界競爭,靠的是過去長期累積的人才,但我們總不能一直吃老本⋯⋯。」因台科大積極招收新南向國家學生,早已察覺印尼高等教育急起直追的廖慶榮,語氣顯得沉重。

引進民間資源 有助大學回應社會發展

光是調整大學學費,無法一口氣解決投資不足困境,許多校長都認為,適度引進民間資源,才能帶動高等教育健全發展。但一切的前提是:讓全民理解高等教育的價值。

「大學要有前瞻性的藍圖,當我們可以明確回答,高等教育能為社會帶來什麼改變、能回應哪些類別的人才需求、能夠怎麼引導經濟和產業的發展,社會才知道怎麼評估大學的貢獻,企業和社會的資源也才會願意進入高教領域。」蘇慧貞舉例,成大今年獲得旺宏電子捐資10億元成立「敏求智慧運算學院」,可見大學只要持續不斷溝通,仍能獲得社會理解認同。

高等教育肩負的社會責任以相對應的評估基準,確實是全民必須建立共識的重要課題;唯有不斷地溝通辯證,才能擴大高等教育需要的投資規模,改變一再壓抑成本、卻同時指責高教未發揮功能的惡性循環。…(更多內容,請參閱最新一期《今周刊》第124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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