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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鐘和:亞洲應警惕政府藉瘟疫擴權

2020-10-28
作者: 李鐘和

▲(圖/達志)

亞洲有許多小而高效政府的模範;在這些國家,健全的政策和強健的制度構成經濟穩定和強勁成長的基礎。但在新型冠狀病毒危機期間,許多國家廣泛干預總體經濟,並奉行侵犯隱私的措施。它們處於滑坡的邊緣。

以經濟為藉口 擴大財政支出恐留下後患

當然,非常時期需要非常措施。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已經導致二戰以來最嚴重的全球經濟衰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2020年全球經濟萎縮五%,隨後僅將緩慢復甦。「L型」蕭條真的大有可能發生。

亞洲也不例外。雖然亞洲開發銀行預期中國GDP(國內生產毛額)仍將正成長,但也預測印度經濟將萎縮9%。亞洲開發中國家的GDP料將縮減0.7%,是該地區二戰以來經濟首度萎縮。

因應這些可怕的經濟成長狀況,世界各國政府已顯著擴大財政支出,公共資產負債表因此承受嚴重的後果。平均而言,先進經濟體政府債務對GDP的比率今年料將上升19個百分點,達到131%。

在亞洲,中國和印度的財政赤字估計均將超過GDP的12%,這將導致政府債務對GDP的比率大升。在許多亞洲經濟體,例如中國、印尼與南韓,這不是很大的問題,因為它們的債務比率相對較低。但在另一些國家,例如巴基斯坦和斯里蘭卡,政府債務已經超過GDP的85%。

這種債務負擔究竟有多危險,至今仍是人們激烈爭論的話題。羅格夫和萊因哈特2009年一項富影響力的研究指出,政府債務超過GDP的90%才會變得危險,但具體的門檻取決於某些情況。例如倘若名義GDP的成長速度夠快,假以時日可以壓低債務比率,國家就不必那麼擔心債務問題。

但在現今一切都非常不確定的情況下,沒有人能指望經濟長期成長。即使當前瘟疫很快過去,受限於人口老化和生產力成長緩慢等結構問題,許多亞洲經濟體將難以持續強勁復甦。外部需求疲軟(根源在於美國和歐洲長期停滯,而且轉向貿易保護主義)則進一步損害亞洲經濟體的成長前景。

如果政府能持續以低利率發新債還舊債,國家也可以承受較重的債務負擔。事實上,一些學者和政界人士認為,只要央行繼續購買這些債券(就像日本央行數十年來那樣),政府債務就不會失控,無論它對GDP的比率如何。

但是,央行增加持有債券可能導致永久的貨幣擴張、刺激通膨或助長資產泡沫。新興經濟體若仰賴貨幣融資(money-financed)的財政計畫,往往會爆發外匯危機,1970年代以來許多拉丁美洲國家就是這樣。這並不是說,增加財政支出以應對冠狀病毒危機是錯誤的。但是,這些支出應該審慎規畫、有效分配和小心管理。它們不但應該支撐今天的經濟,還應該為將來的永續成長奠定基礎。

這意味著財政計畫應該支持高生產力的公司,改善教育和培訓計畫,並促進私營經濟。長期保護生產力低下的企業或勞工,將損害長期的生產力成長。

此外,政府應考慮增加投資於公共基礎設施,但是,IMF的資料顯示,因為效率問題,全球公共基礎建設投資平均約3分之1被浪費了。許多亞洲國家仍面臨治理虛弱和腐敗的問題。為了盡可能提高短期效益並確保中期的財政永續性,這些國家的制度能力必須增強,包括增強財政當局的專業能力和自主權。

除了財政支出,隱私是亞洲各國政府必須自我約束的另一個關鍵問題。為了盡可能減少冠狀病毒大流行對經濟和社會的衝擊,同時避免危及生命,包括香港、新加坡、南韓、台灣和越南在內的許多東亞政府採取了基於廣泛檢測、追蹤接觸者和隔離的主動遏制策略。

以抗疫為藉口 利用監控工具強化控制

這種作法「壓平了傳染曲線」。但是,政府新獲得的規管行為和蒐集個人資料的權力,可能使公民自由和人權遭到嚴重侵犯。要明白這一點,只需要看看中國:這個國家的威權政府以抗疫為藉口,利用其大規模監控工具收緊對社會的控制。

這不是其他亞洲國家應該效仿的作法;這些國家在過渡至民主體制的過程中,努力擴大市場和民間部門的作用。但是,政府積極使用監控工具和過度揭露私人資料,已經引起對隱私的憂慮。

在冠狀病毒危機期間,亞洲各國應小心避免像中國那樣過度擴大政府的權力。它們也應該確保國家當局在病毒大流行期間獲得的權力,在危機結束後立即終止。就此而言,充分的制衡──包括法治、媒體和公民社會團體──至為重要。

在像冠狀病毒大流行這樣的大型複雜危機期間,政府的角色自然會擴大。但揮霍浪費和濫用權力的風險也會增加。正因如此,亞洲經濟體在致力抗疫和支撐經濟之際,也必須約束自己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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