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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肺炎對開發中國家有何影響?答案取決於「這個」

2020-09-30
作者: 阿文德.蘇巴曼尼恩、喬許.費爾曼

▲(圖/Pixabay)

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對開發中國家的成長有何影響?答案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全球化趨勢(以及知識界對全球化的支持)如何發展。目前看來並不樂觀。

其實在這場大流行爆發前,全球商品出口對GDP(國內生產毛額)的比率就已經自二戰以來首度下跌,今年降至約20%,較2008年下降約5個百分點。這不是世界第一次去全球化,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二戰前夕,全球貿易急劇萎縮,出口對GDP的比率從1913年的高位16%跌至僅略高於6%。借用經濟學家凱因斯令人難忘的話,此次萎縮是「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種族和文化對抗、壟斷、限制、排斥的計畫與政治運作」造成的。

超全球化 經濟趨同現象幕後推手

現在的去全球化是其他因素造成的。首先,新的保護主義壁壘已經建立,雖然規模不如1930年代。整體而言,美國川普政府自2017年以來限制貿易的措施相對有限,而且主要是針對中國。在全球的層面,這些限制的影響某種程度上被新的自由貿易協定(例如歐盟與日本2018年達成的經濟夥伴協定)抵銷了。

現今去全球化背後更重要的另一個因素,是全球價值鏈受損,而這本身是中國從小型的出口導向經濟體變成比較仰賴內需、規模大得多的經濟體造成的。因此,過去10年某種程度上,可視為經歷了多年的中國特殊情況之後的一段正常化時期。但實際上顯然並非僅此而已。如果正常化是唯一的因素,全球出口對GDP的比率將只是持平─其他開發中國家取代中國出口某些商品。但該比率實際上大跌,意味著許多開發中國家面臨嚴重後果。

從1990年代初到最近,世界出現經濟「趨同」(convergence)趨勢,也就是窮國(經過兩百年之後)終於開始縮窄與富裕國家的所得差距。雖然一些國家,尤其是東亞國家,很久以前就已開始縮窄與富國的差距,但經濟趨同成為全球現象卻是過去30年間才發生的事。

貿易機會增加是驅動經濟趨同的一個重要因素。1990和2000年代是凱斯勒(Martin Kessler)和本文作者蘇巴曼尼恩所講的超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年代,其間科技進步、貨櫃革命、資訊和通訊成本降低,以及貿易壁壘消除,使世界得以保持普遍的繁榮。

超全球化的結果之一,是全球出口對GDP的比率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前的20年裡,從15%升至25%,而出口興旺促進了開發中國家的快速成長。因此,超全球化與經濟趨同是互有關聯的現象。因為這兩種現象互有關聯,最近去全球化再現明顯減緩了經濟趨同的速度,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前,中低收入國家人均所得年成長率約為3~4%,隨後降至平均1~2%。

眼下的問題是,目前這場瘟疫將如何影響去全球化過程?這問題暫時難有定論,但有兩種較明顯的可能。其一是隨著各國和企業界重新權衡貿易的好處和依賴進口的風險,去全球化加速進行。另一種可能是下一階段的去全球化相對有限,主要受中國經濟轉型驅動。

面對去全球化和歷史性的經濟趨同過程逆轉,知識界的反應超乎異常地沉默。在先進經濟體,極少學者或政策制定者基於窮國的利益發言支持一種開放的全球秩序。以前曾大聲疾呼、熱情擁護全球化的世界主義精英如今袖手旁觀。

事實上,鐘擺可能正朝相反方向擺動,「大力推動」(Big Push)之類的舊發展理念有望復興。根據這種理念,開發中國家應該以內向型策略取代成功的出口導向成長模式。這當然是有原因的,包括對全球化導致先進經濟體不平等加劇的合理擔憂。但事實仍是開發中國家的利益被拋棄了。

喪失貿易機會 貧窮國家面臨困境

在某種程度上,政策制定者是不得不那麼做,因為開發中國家對全球化趨勢的影響相對有限。但同樣真實的是,西方的思想潮流正在東移,導致政策制定者重拾過去的理念,例如眾所周知於1960和1970年代失敗的進口替代政策。

瘟疫過去之後,我們應預期去全球化繼續加速,而不幸的是知識界也料將迎合此一趨勢。在最好的情況下,隨著大型企業分散生產地、減少倚賴中國,若干開發中國家可能將把握新的出口機會。但對多數中低收入經濟體來說,喪失貿易機會的代價將是巨大的。新加坡、台灣、香港、南韓、中國和越南利用的成長階梯,將無法為南亞和中亞、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仍落後的國家所用。

在之前20年的美好日子裡,開發中國家享受了超全球化和經濟趨同的成果。但如今在知識界的默許下,去全球化正取得進展;由此看來,世界上較貧窮的地區將面臨長期喪失經濟活力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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