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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權主義者卻曾到《Playboy》工作! 文策院院長胡晴舫:我人生一直做錯誤決定,但會將它當風景欣賞

2020-02-20
作者: 陳亭均

▲(圖/今周刊)

文策院院長胡晴舫同時是個作家,更是個遊走在眾城之間的人,對她而言,城市和城市裡的人是會發光的。

無論美的、醜陋的,她都凝視並且書寫。

她的新書《群島》再獲今年台北國際書展肯定,拿下小說獎首獎,在霓虹和水泥之中,她安分地以「臭蟲」的身分,好好地看著一切。

作家胡晴舫走在松山文創園區台灣創意設計中心二樓的長廊上,神情文雅清淡,或多或少卻有些尷尬,她不習慣被拍照。不過,她現在另一個身分是文化內容策進院院長,上鏡頭的時間終究比較多。攝影師請胡晴舫沿著廊道緩緩徐行,希望趁著有陽光的時機,抓個好鏡頭。

台創二樓暫時是文策院辦公的空間,會議室周邊平時人煙不多,角落擺了個不知何時留下的枯樹藝術品。胡晴舫套了件西裝外套,外套裹著一件印有法文「Je ne sais quoi」的白色T-shirt。

別問為什麼 有時候事情就是如此

「像我這麼沒有存在感的人,拍兩張就行了啦!」她苦笑,攝影師也笑,然後又請她重新沿著廊道再走了一次。

「Je ne sais quoi」是句很難翻譯的法文,尤其在美學領域的討論中,這句話更帶有一種神祕浪漫的內涵。「Je ne sais quoi」若是直翻成中文,意思是「我不知道什麼。」但它在審美範疇裡意義更晦澀,代表一種「難以言喻」的特質,超越理智,只是非常純粹地在感性上發揮作用。

就像胡晴舫說的,「譬如,用在一個句子裡,『你身上有一股⋯⋯怎麼說呢,知性的氣質』。這種近乎直覺的感受力,純粹法式反應,我覺得很可愛。」她其實有另外兩件和身上一模一樣的T-shirt,一件也是白的,一件是黑的。她對這句話意義的理解是「我不知道怎麼解釋」。她說:「也代表了『別問我為什麼,有時候事情就是如此』的灑脫。」

胡晴舫1969年出生,幾乎完整地感受過上世紀末所有的歷史,而且她不只是成長在台灣,更曾在美國求學,在紐約、巴黎、東京、北京、上海和香港生活過。住過各處的她對「城市」有種特別的情愫,幾乎像是愛情,纏綿、甚至眷戀。她著迷地感受人類文明的美麗與哀愁,在每個他方,都經驗到那些「Je ne sais quoi」的什麼。

成功的作家 必須是城市裡的臭蟲

她很喜歡英國作家格雷厄姆.格林說過的一句話,「做一個成功的作家,必須是城市裡的臭蟲。」現代城市是人類歷史上偉大的奇蹟,「人類高度有效率群聚在一起,各形各狀的生物在此共生。即使我們在宇宙的角度回看人類城市,它們也是會發光的、很奇特的東西。」

如何做好一隻城市裡的臭蟲?「對我來講很容易。」她尷尬笑笑,「我本來就不惹人注意,因為我比較其貌不揚。」不知道為何,胡晴舫常常這樣自貶挖苦自己,但是她真心相信:「只要讓自己看起來很『正常』,就不會太容易被注意到,我只要低調不起眼,人家就會讓我獨自存在。」於是她就這麼默默地依附於眾城之內,與眾城的毀滅、重生、激情與悲傷共處。

作家出身於一個中產階級家庭,「任何一個早慧點的小孩,很快就會質疑自己的存在。小學我讀《紅樓夢》,是因為家裡有,就拿來看。《小婦人》也一讀再讀。那個時代,沒事就會一直看書。」

她記得當年,「時代相對安靜,社會沒有解嚴,報紙只有三大報,能夠看的書就是那些。」她住在板橋林家花園附近,胡晴舫記得家旁邊有個很新的地下道,但「我一個很弱小的小孩,每天要跟車子一起往地下道走。」那是一個相對沉悶、發展重於美感的時代,城市的模樣,至今卻仍留在胡晴舫腦中。

重新整理自己思考的路徑,她說:「我的生命經驗應該是有脈絡的,無論是在家附近的地下道漫步、目睹城市化,或者是中產階級的苦悶。這些都非常『城市』。本來是田野式的空間,水泥高牆慢慢被築起,有道路、有電話。你知道,普魯斯特(法國小說家)到死,都還不會拼『電梯』這個單字,這其實是很正常的。但我這代有點奇怪,我們1969年出生,人類登陸月球、網路在加州被發明,我長大後就解嚴,後來台灣遇到了中國因素,手機、網路改變了一切。」城市和作家都是有機的,一切在生長。

1995年,胡晴舫26歲,她剛從美國威斯康辛大學讀完戲劇碩士回到台灣,受《Playboy》(花花公子)邀請,一個「女性主義者」,進入了販賣女性美色主義的父權雜誌。「我人生一直做錯誤的決定,我會把它當作風景來欣賞。」胡晴舫笑說,「我做錯一個職業上的決定,反而我看到一些女權論述沒有照顧到的女性,也看到論述權力的霸權。」

「我是中產階級的小孩,很多規範都被定義得很清楚,我忽然意識到社會有上層階級、下層階級,他們完全不遵守中產階級倫理、道德。只有中產階級重視道德、賦稅。上層、下層的人,不在這套生活方式裡面。他們不會選擇中產階級這套生活方式。」她說,「所以從此以後,我不會自以為是『去代言下層階級』。他們有自己的人生樣態,他不要你那套。」

「我人生一直『不斷地在適應』。」胡晴舫說,「我也常常無意識把自己丟在不舒適的狀態,因為我要挑戰自己的觀點。」她緊緊盯著城市生活,但不過分狎暱地批評或溢美,只是不斷地寫出人類生活的一角,讓讀者去思考海裡更巨大的冰山。

在胡晴舫最近一本作品《群島》中,她難得以夾敘夾議的手法書寫「網路」,文章裡的敘事者同樣徬徨,各種聲道在喧譁的數位世界裡,被迫與自己的身分、自己的美好與難堪共存,「以前媒體問我,『文學家都在想主題,妳在想什麼?』年輕時我在想的是『跨界』,想打破偏見、打破標籤。但現在我在想的是跨界後,如何『共生』,人們不該殺死彼此。無論如何,就是要找到一個方式,跟死亡共存、跟大自然,跟不喜歡的人共享這個城市。」

最近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俗稱武漢肺炎)的蔓延引起世界巨大的恐懼。1999年她曾毅然到香港生活,當時1997剛過,隔了幾年,SARS(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爆發。她早在那個城市裡,感受到資本主義社會的嘈雜與疫病帶來的寂靜。

在模模糊糊中追求更高的存在

「我在香港碰上非典型肺炎,住東京時碰上東北大地震,去斯里蘭卡旅行時碰到南亞大海嘯等等,瘟疫、海嘯、地震⋯⋯一再提醒,所謂的文明是何等脆弱。我們人類自以為偉大的光輝成就,彈指之間,就會遭到大自然的反撲。」

但她接著說:「好像四周愈趨黑暗之際,反而愈容易辨識一點點光的存在。」她說:「就像武漢的艾奶奶,艾曉明。」艾曉明是中國公共問題學者,她在武漢城內記下了壞事,以及一些人性的美好。「當城市毀滅的時候,我看見人類不得不學會的謙卑,但真正的文明力量,每一個渺小的個體出於人類善良的本性,在集體危難之際,可能克服他的求生恐懼,做出個人最佳的選擇。」

胡晴舫的目光是很冷靜的,但那並不是冷眼,當我們談到「真相」這件事,她先說:「真相這件事情,勢必有不同版本,因為大家根據事實走出不同思索的途徑,結論不一樣。」接著她又笑說:「但我覺得可能有。很奇怪,我覺得我的版本,還是認為真善美是真相。人類用最有限肉體,追一個最抽象的精神,我們都在模模糊糊追求更高的存在。」

她沉吟了一會兒:「終歸成一個圭臬:我希望『每天早上起來,我只能變成比昨天更好的人。』」至於更高的存在,Je ne sais quoi。…(更多內容,請參閱最新一期《今周刊》第12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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