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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雷根的富豪政治

2020-02-04
作者: 賽門.江森

▲美國前總統雷根。(圖/Pixabay)

經濟繁榮程度的3個主要決定因素為人力資本(全體人民的教育程度和技能)、物質資本(實體基礎建設的量與質,包括機器、建築、能源和交通),以及科技(科學知識及其應用)。自1980年代以來,美國雷根政府及許多其他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奉行以下經濟成長理論:降低對資本(和高所得者)課徵的稅率可以促進投資,並加快新科技普及的速度,進而全面提高工資和所得。四十年來,美國共和與民主兩黨某種程度上都奉行這種政策,總結果可以簡單概括為「令人失望」。

幫有錢人減稅有助經濟?相關證據找不到

這種失望某種程度上反映雷根革命1981年開始以來相對較低的經濟成長率,尤其是最近20年的情況。美國經濟以前經常每年成長3%以上,如今成長率達到2.5%已經值得慶幸──而如果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的預測正確,未來10年經濟年成長率甚至將難以達到2%。

檢視過去數10年的經濟成長得益者,我們甚至會更失望。雷根的追隨者非常確信替最有錢的一批人減稅可以產生「涓滴效應」,但我們找不到相關證據。1947年,美國家庭所得中位數為28491美元(2016年的幣值)。到了1973年,所得中位數已增加超過1倍至958539美元,增速與整體經濟成長相若。但是,在接下來40年裡(至2016年),家庭所得中位數僅增加20%至65063美元。在這40年裡,所得最高的1%美國人收入暴增──美國總所得成長約一半歸這些人所有(我與古柏合著的《美國再啟動》討論了這些數據和其他指標)。

但更令人失望的是一些影響更深遠的事。隨著有錢人自己和經由他們控制的公司累積更多財富,他們動用部分金錢增強自己的政治影響力,希望進一步增加自己的財富。(延伸閱讀:美股牛市欲罷不能 股神巴菲特看好下個10年

這種情況在金融業至為明顯:「法規鬆綁」變成煙幕彈,真正的目的是改變遊戲規則,鼓勵業者合併和更積極冒險。相關人士總是宣稱這是為了「創造就業」,但實際情況卻截然不同。金融業者推銷危險的產品,消費者受到傷害,整個結構於2007到2008年間自行崩潰。塵埃落定之後,我們清楚看到數百萬人失去了住所和大部分(或全部)個人財富,而幾乎所有的政治與經濟玩家都毫髮無傷,甚至變得更富有。

這是一場醞釀已久的災難。雷根革命成就的深層結構變革創造出系統性地操縱美國經濟治理規則的基礎,結果包括掠奪(在金融業)、抑制競爭(在科技業),以及家庭和小企業承受高昂的成本(在醫療照護業)。革命開始三十年後,終於到了埋單的時候。  扭轉有害的政經結構?美國大選關鍵議題   在他們2012年的暢銷著作《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中,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和羅賓森(James Robinson)探討一種可悲的現象:高度集中的經濟影響力衍生惡質政治權力,這種權力扭曲競爭環境,偏袒當前強勢者,令經濟(與政治)不平等惡化。一如書名暗示,這種惡性循環通常沒有好結果。 當然,美國曾面臨這種局面──那是在19世紀末。當時美國的反應是以數10年時間進行一系列的改革,包括針對全球最強企業利益集團的反壟斷立法和法律裁決,美國參議院直選,以及頂住最高法院的敵意,立法開徵聯邦所得稅。1930年代擴大社會保險(最終包括政府經營的社會保險)和加強金融市場監理也是這種改革的一部分。

因此產生的體系造福美國,直到雷根1980年當選總統後逐步拆毀它。(延伸閱讀:讓「鐵鏽帶」再次偉大 川普差強人意

因此,2020年美國大選的關鍵問題似乎很簡單:美國是否應該延續某種版本的雷根體制,儘管這種體制很可能產生持續平庸的經濟成長和極其嚴重的所得不平等?長期而言,經濟疲軟意味著國家喪失國際影響力和國家安全受損。 抑或美國可以找到方法扭轉1980年代開始的一些最有害的結構變革?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競爭清楚顯示,許多有錢人堅決反對任何可以令競爭環境變得比較公平的改革,例如課徵財富稅以支持增加兒童教育投資、增加大學就學機會,以及著意促進全國各地機會平等。

因此,真正的問題是:美國人還要容許富豪及其僕人決定可以出現什麼政治結果多久?(許瑞宋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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