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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瑟夫·史迪格里茲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諾貝爾經濟學得獎得主

約瑟夫.史迪格里茲:追求經濟成長是否已經過時?

2020-01-22
作者: 約瑟夫·史迪格里茲

▲(圖/Pixabay)

情況已經很明顯:人類目前的生活方式,超出了地球的承受極限。除非我們改變某些東西,後果將非常可怕。應該改變的,是否就是我們對經濟成長的執迷?

氣候變遷是我們面臨的最顯著風險,而我們也已經對其代價略有了解。我講「我們」,是包括了美國人。美國是溫室氣體人均排放量最高的國家,也是唯一拒絕支持2015年《巴黎氣候協定》的國家,而且該國的主要政黨之一控制在否認氣候變遷的人手上。因此,美國成為極端氣候事件(例如洪水、火災、颶風、乾旱、嚴寒)造成的財產損失最高的國家之一,真的有些諷刺。

荒謬豪賭?期望氣候變遷能對美國有益

曾幾何時,有些美國人甚至期望氣候變遷造福他們,例如期望緬因州沿海水域變得適合游泳。即使是現在,仍有一些經濟學家認為,只要我們將全球平均氣溫的升幅限制在攝氏3~4度之內(而非《巴黎氣候協定》設定的最多兩度),其實沒什麼需要擔心。這是愚蠢的賭博。溫室氣體濃度預計將達到數百萬年來的最高水準,而如果我們賭輸了,我們將無處可去。

那些認為我們可以忍受更高氣溫的研究有嚴重的問題。例如因為那些研究系統性地省略適當的風險分析,它們的模型並未予以「壞結果」的機率足夠的重視。我們愈是重視壞結果的風險,那些結果越惡劣,我們就應該採取愈多預防措施。那些研究因為嚴重輕視非常惡劣的結果,系統性地扭曲了其分析,偏向得出我們不必做任何事的結論。(延伸閱讀:氣候變遷 經濟學無法精算的難題

此外,那些研究低估了損害函數的非線性特質。換句話說,我們的經濟和生態系統雖然具有彈性,能適應氣溫的小幅變化,損害僅與氣溫升幅成比例增加;但一旦氣候變遷超過某個門檻,損害相對於氣溫升幅將加速增加。例如霜凍和乾旱會造成嚴重的農作物損失,而如果氣候變遷未超過嚴重門檻,霜凍或乾旱風險可能不受影響,但一旦超過門檻,這些極端事件發生的風險將不成比例地增加。

恰恰在氣候變遷的後果嚴重時,我們承受相關代價的能力最弱。如果我們必須積極投資以因應海平面大幅上升、預料之外的健康風險,以及氣候變遷造成的大規模人口遷移,我們將不會有保險基金可用。事實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世界將變得比較貧窮、比較沒有能力承受這些損失。

最後,那些主張對氣候變遷持觀望態度的人(他們認為現在因應未來不確定的風險採取大規模的行動是浪費金錢),往往用很高的折現率計算未來損失的現值。我們採取的行動如果涉及未來的成本或效益,就必須估算這些未來成本或效益的現值。如果50年後的1美元與今天的1美元價值相同,我們可能很想採取有力的行動以避免損失;但如果50年後的1美元現在只值3美分,我們很可能就不想採取行動。

拯救暖化!提升生活水準轉型綠色經濟

用來計算現值的折現率因此至關緊要。事實上,美國川普總統的政府已經表示,為了防止50年後1美元的損失,我們現在不會想花超過3美分。這是假定未來的世代不是那麼重要。但這在道德上是錯誤的。不過,那些主張無為的人忽略了過去半個世紀進步良多的公共經濟學提出的相反主張,認為經濟效率要求我們對氣候變遷無所作為。他們錯了。

我們必須採取有力的行動,阻止世界陷入它正步向的氣候災難。許多歐洲領袖正帶頭為50年之前世界達致碳中和努力,這是令人鼓舞的事。我與史登(Nicholas Stern)共同主管的碳價高階委員會發表報告指出,我們可以用提升生活水準的方式,轉型至可以促進創新和繁榮的綠色經濟模式,達成《巴黎氣候協定》的目標,將全球暖化限制在攝氏兩度之內。(延伸閱讀:肯尼斯.羅格夫:建立世界碳銀行的必要性

因此有別於那些認為《巴黎氣候協定》的目標必須靠停止經濟擴張才能達成的人,我認為那些人錯了。無論執迷於GDP(國內生產毛額)持續成長有多麼不對,如果經濟不成長,數10億人將無法得到足夠的食物、房屋、衣物、教育和醫療照顧。但我們有足夠的空間改變經濟成長的品質,顯著降低經濟成長對環境的影響。例如即使沒有科技上的重大進步,我們仍可在2050年之前達到碳中和。

但這不會自動發生;如果我們完全仰賴市場機制,它也不會發生。只有結合高水準的公共投資、有力的監理和適當的環境定價(environmental pricing),它才會發生。如果我們將調整的負擔放在窮人身上,它也不會和不可能發生:我們必須同時致力實現更大程度的社會正義,環境永續才有可能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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