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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克利夫:經濟學家仍未記取的三個教訓

2019-10-16
作者: 馬克.克利夫

總體經濟學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受害者之一。傳統的總經模型未能預料這場災難,也未能提供聯貫的解釋,因此也無法指導我們修復經濟。儘管如此,多數業界人士至今仍拒絕面對真相,渴望回歸「常態」;實際上,他們將這場危機當成令人不悅的短暫異常狀況。

這種情況必須改變。雖然經濟復甦已經扎根,其結構弱點顯示,總體經濟學仍迫切需要重大改革。過去10年有待汲取的教訓主要有三。

數位經濟興起 科技大咖主導市場

首先,經濟會自我修正這個假設在繁榮時期很吸引人,但其實沒有根據,可能導致災難性後果。過去幾年的復甦已經令許多人產生一種虛假的安全感,因為這是超越「一般均衡」主流思維的非傳統政策措施造就的。

此外,危機前經濟模型目前正因為新興數位技術產生的顛覆作用而備受考驗。數位經濟的特徵是規模報酬遞增,大型科技公司迅速利用網絡效應,主導愈來愈多市場。這已經顛覆了現有的商業模式,改變了行為方式,使總體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難以跟上時代的步伐(他們多數確實跟不上)。

因此,普遍的經濟週期觀念(經濟活動圍繞著一種穩定成長趨勢呈現規律的週期波動),如今對理解較長期的經濟狀況已經不是很有用。我們眼下經歷的經濟變局,其實凸顯了一個明顯的事實(但主流模型假定這個事實不存在):未來根本不確定,不是所有的風險都可以量化。 我們應該否定危機爆發後不久出現的這種見解:世界將進入「新常態」。面對金融、科技、社會和政治的結構性變化,「新變態」(New Abnormal)的觀念對我們理解局勢有用得多。在新變態中,各經濟體受實際或潛在的結構性不穩定左右。(延伸閱讀:「食利者資本主義」帶來的全球危機

危機的第2大教訓是資產負債表很重要。全球經濟金融化使各國經濟容易受資產價格大幅修正衝擊,這種修正可能導致債務無法償還。集中關注收入與支出流動的總體經濟學模型,忽略了這種財富效應可能產生的關鍵作用。更麻煩的是,這些模型無法預測資產價格,因為資產價格反映投資人對未來的報酬和風險的預期。換句話說,資產價格難以預測,因為它們本身就是一種預測。

主要央行多年來空前的貨幣寬鬆和大規模購買資產的政策,鼓勵了遍及經濟和金融體系的冒險行為,這種情況較難追蹤和預測。此外,政策制定者決心限制納稅人因為金融機構破產而承受的風險,結果風險藉由可減計債券(bail-in-able bonds)之類的金融工具,轉移到投資人身上。

愈來愈多人認識到,金融資本並非唯一重要的資本類別。隨著氣候變遷和環境退化愈來愈受重視,經濟學家開始意識到,較為穩定的其他形式資本對可持續的成長和福祉也很重要。他們必須更熟識這3類資本之間的相互作用:有形或無形的生產性資本(produced capital);人力資本,包括技能和知識;以及自然資本,包括支撐生命的可再生與不可再生的資源和環境。

最後,總體經濟學家必須認識到,分配很重要。基於單一的「典型行為者」建立家庭經濟行為模型,忽略了收入和財富級別不同者在經驗和行為方面的關鍵差異。

全球化、新科技,以及主要央行2009年之後成功推高股票和債券的價格,全都不成比例地嘉惠有錢人,此一事實拖累了經濟成長。可以確定的是,不平等加劇已經大幅拖低了主流政客的支持率,民粹和國族主義政客崛起,結果損害了先前支撐財政穩健、貨幣政策獨立、自由貿易、資本和勞動力自由流動的政策共識。(延伸閱讀:約瑟夫.史迪格里茲:超越長期停滯

對政經現狀的全球反彈也以大企業為目標。危機爆發後不久,金融機構首當其衝。但民憤此後演變為對企業行為的普遍懷疑,科技巨頭因為涉嫌濫用用戶資料和壟斷力量而受檢視。

面對不確定性因素 總經學界沒共識

如果認為這是人們不滿頂端1%造成的,那就太簡化問題了。在餘下的99%中,全球化贏家與輸家之間也有重大分歧。此外,隨著民粹派和國族主義者將本地的經濟和社會問題歸咎於外國人,國家之間的分歧也已加劇。這已導致全球化、國際貿易、投資和稅法受到更廣泛的質疑。全球治理安排的變化可能顛覆商業模式、改變制度框架,以及為經濟前景增添一層新的不確定性。

總體經濟學界至今尚未吸取過去10年的最重要教訓。在有關如何管理不確定性沒有新共識的情況下,世界容易受新的經濟、社會和政治衝擊傷害,情況令人擔憂。可悲的是,我們可能需要再一場危機,才能迫使經濟學家拋棄過時的觀念和方法。(許瑞宋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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