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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利者資本主義」帶來的全球危機

2019-10-16
作者: 沃爾夫

▲企業或富人將巨額收入移轉至避稅地,已是司空見慣,也讓貧富差距更惡化。(圖/攝影組)

每一企業皆以服務各自企業目標為宗旨,也認同企業對所有股東有重大承諾。」此話一出,也就表示代表全球181家大企業、出席「美國商業圓桌會議」的負責人,已揚棄長期所持「企業生存主要為服務股東」的使命。

1%富人握有20%財富

眼前的確就是這樣的一個時刻,但這一刻究竟意味著什麼?回答這個問題,世人必須體認民主社會在過去40年,尤其是在美國,出現了一種不光彩的「3合1」現象:生產遲緩、不平等急升、金融大衝擊。

哈佛大學的福曼(Jason Furman)和拉扎德公司(Lazard Fréres)的奧爾格(Peter Orszag)指出:「1948~1973年,美國家庭實質中間收入年成長3%,依此速度,子女收入比父母高的機率為96%。1973年以來,美國家庭實際中間收入年增0.4%,也因此,28%子女的收入會比父母輩低。」

經濟為何拿不出貢獻?絕大部分關鍵在於「食利者資本主義」(rentier capitalism)的興起。在此,「租利」(rent)是指:報酬超出為產生標的性貨品、服務、土地或勞動供給所需投入的部分;「食利者資本主義」則代表:一個經濟市場和政治力量,允許有特權的個人及企業,從其他人那裡大量抽取租利。

這也並未說清經濟表現何以令人失望。西北大學教授戈登(Robert Gordon)認為,20世紀中葉之後,重大創新變慢,技術面也加深了對精英的依賴,其薪資相對提高,從而加劇了不平等。但是,1%美國富人的稅前收入占全部收入之比率,從1980年的11%,躍至2014年的20%,這種改變並非工作技能的偏向變化使然。(延伸閱讀:大數據資本主義下的「後金錢」世界

聽聽許多國家的政治爭論,尤其是英、美,他們認為經濟令人失望,主要是中國進口或低工資移民所致,或兩者兼有。外國人成了理所當然的代罪羔羊,但把愈演愈烈的不平等與生產成長遲緩歸咎於外國人,這顯然錯了。當今已開發國家、新興國家、開發中國家的貿易,都比40年前多,然而,不平等的情形在各國出入甚大,其結果取決於,市場經濟制度如何運行及其國內政策。

金融在許多層面扮演了重要角色。自由化的金融會擴散,一如癌細胞;也因此,金融部門有能力創造信貸和貨幣,為自己的活動、收入以及利潤(經常是幻想的)提供了財源。正如萊茵哈特(Carmen Reihart)和羅格夫(Kenneth Rogoff)在著作中所指:信貸過度成長可能會導致危機。這也是為何沒有任何政府,敢讓由市場驅向的金融產業,處於不受補貼、不受監管的狀態。但這也給了「放任」的大好機會:成功了,他們賺錢;失敗了,我們埋單,危機日後不出現才怪。

肥貓壟斷租利擴大貧富鴻溝

1980年以來,金融活動的暴增並未提高生產率;若真要說有影響,也是生產率不增反減,尤其是金融海嘯之後。企業管理層的報酬也同樣暴漲,這是另一種形式的租利攫取。高收入研究中心(High Pay Centre)創始人哈格蕾芙絲指出,英國高層的平均報酬與一般工人的平均報酬率,從1998年的48:1,漲到2016年的129:1;美國則是,從1980年的42:1,漲到2017年的347:1。

一如美國作家孟肯(H.L. Mencken)所指:「每一個複雜問題,都有一個簡單但錯誤的答案。」報酬關聯著股價,為管理階層拉高股價提供了重大誘因,管道是操縱公司營收數字或以質借來購買股票。這些作法都不會增加公司的價值,卻會大大肥了管理階層。與管理有關的另一個問題是利益衝突,特別是稽核人員的獨立性問題。

▲這是一個贏者通吃的市場,超級明星企業賺到壟斷性租利,因為他們可用超低價格服務全球市場。(圖/達志)

另一更重要的問題是競爭力下降。福曼與奧爾格表示,有證據顯示與30、40年前相比,美國的市場集中情形提高了、新企業打進市場的比率放緩、年輕企業的市占率下降。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與牛津大學馬丁學院的研究也指出,領先企業與其餘企業在生產率和利潤增幅的鴻溝擴大。這也說明了競爭減弱、壟斷租利增多。另外,技能近似的人員在不同企業得到不同的回報,也是一種抽租形式,是不平等加劇很大一部分原因。

扭曲的政策助長囂張的逃稅

競爭衰減,部分可以解釋成這是一個「贏者通吃」的市場,超級明星及其所有的企業賺到壟斷性租利,因為他們可用超低價格服務全球市場;網路的外部性好處,以及平台壟斷業(如臉書、谷歌、亞馬遜、阿里巴巴和騰訊)的零邊際成本就是顯著的例子。

然而,壟斷性租利也是政策的結果。1970年代美國耶魯大學法學教授博克(Robert Bork)認為,「消費者福利」應該是反壟斷政策的唯一目標,但一如對股東價值最大化的看法,這種觀點使一個高度複雜的問題過於簡化。就現況來說,這種觀點易對壟斷造成自我感覺良好─只要價格維持在低水平。但就像大樹剝奪了小樹苗生長所需的陽光,大企業其實也是如此。(延伸閱讀:中國軍企在法國「洗產地」 從一顆番茄看全球化如何摧毀在地經濟

有些人會自滿地說,現在先進經濟體中的「壟斷租利」,大部分是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特盛讚的「創造性破壞」的象徵;但事實上,我們並未見到充分的創造、破壞或生產力成長,這種觀點不足令人信服。

尋求租利不光彩的就是囂張的逃稅現象。企業(及其股東)從全球最強的自由民主國家所提供的公共財(如司法體系、基礎設施、有訓練的勞動力與社會政治的穩定)中獲利,這些企業因而處在極好的繳稅漏洞位置,尤其是那些生產或創新發明的位置難以確定的企業。

公司稅制面臨的最大挑戰是:減稅競爭、稅基侵蝕、利潤轉移。前者我們看到稅率的下降,後者我們看到把智財權掛在節稅、逃稅避風港、以可減免債務抵扣高稅制國之獲利,以及在企業內部操縱價格轉換的例子。

經濟和政治制度運作須變革 

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的塞策(Brad Setser)指出,美國公司在避稅地(百慕達、英屬加勒比、愛爾蘭、盧森堡、荷蘭、新加坡與瑞士)申報的利潤,是它們在6大經濟體(中國、法國、德國、印度、義大利及日本)的7倍,這太離譜了。

租利不只是被拿來中飽私囊,而且透過遊說政府,支持扭曲、經由不公平的稅租漏洞,反對監管兼併、反競爭作法、金融欺騙、環境以及勞動市場,租利也不斷推陳出新。企業的遊說壓過一般人的利益,若干研究認為,普通人的願望在政策制定中毫無影響力,一點也不誇張。

如同一些西方經濟體,在收入分配上拉美化,在政治上也拉美化。有些新的民粹主義者,考慮激進且必要的競爭、監管和稅務政策的變革;但也有一些民粹主義者,一邊大吹仇外警哨,一邊卻維持有利於少數精英的資本主義。這種行為很可能與自由民主一起終結。

世界需要一個有活力的資本主義經濟、好處人人可以均霑。但如今我們看到的,卻是一個不穩定的食利者資本主義、削弱的競爭力、無力的生產力成長、嚴重的不平等,以及一個愈來愈退化的民主。解決問題是所有人的挑戰,尤其對全球最重要企業的經營者而言;經濟和政治制度運作方式必須改變,否則這些制度將會消失。(延伸閱讀:群眾對抗專業的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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