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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獎回顧】首屆「金融奉獻獎」得主 金融紳士黃天麟 一生搏鬥不公平

2017-10-19
作者: 洪綾襄

▲走過日治、戒嚴、3次政黨輪替的黃天麟,本身就是一部台灣金融史, 他深厚的金融專業、對改革的熱忱、對台灣前途的關心,以及奉獻精神都值得後進者學習。(圖/吳尚哲)

編按:「財訊金融獎」於2010年首度舉辦,今年已邁入第10年,每年於7~9月間進行評選與評比,於10月中公開舉辦頒獎典禮。
獎項分為五大類:採專家評審團評選的「金控CSR獎」、「最佳基金公司獎」、「FinTech創新應用獎」;採電話問卷調查的「消費者金融品牌大獎」;「金融奉獻獎」獎項則是為表彰個人對金融領域的整體貢獻,樹立金融典範。

當得知《財訊》專家評審團選出總統府國策顧問、第一商業銀行前董事長黃天麟為首屆金融奉獻獎得主後,竟然驚動了2位總統──總統蔡英文答應當天親臨現場,前總統李登輝也願意出面協助製作專題。

現年88歲的黃天麟,對一般讀者來說,是陌生的,畢竟黃天麟在一銀時期只是專業經理人,在民進黨政府時期擔任專家幕僚,既不是金融家族的2代,也不是政治明星;就算撰有著作,時常投書評論時事,卻從未刻意經營自己的知名度。

總統們的金融政策國師 戒急用忍、新南向 都有他軌跡

但長年深耕金融經貿的他,卻深刻影響到台灣金融發展與兩岸政策。45年前,他率先帶領台灣公股行庫國際化,1996年,向李登輝建言「戒急用忍」,去年小英政府的「新南向」,都有黃天麟努力的軌跡。

「黃會長為人非常非常客氣,但20年來,經濟大勢都照著他分析的方向走。」新臺灣國策智庫董事長、行政院前副院長吳榮義就坦言,蔡英文的新南向,除了看好東南亞市場,沒說出口的動機,其實是要降低台灣對中國的倚賴,而這就是黃天麟一直以來的主張。

經常向黃天麟請教台灣事務的日本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代表沼田幹夫,在細問了專家評審團評選奉獻獎的過程後,也得出一個結論:「你們的專家很有智慧,我們歷任代表也都聽黃會長的看法。」

日治時期出生於貧瘠的澎湖,黃天麟高中隻身來台灣念書,在金融業的成就都是靠自己努力。他直言,46年的銀行生涯,「都是在和不公平的金融規定fight(搏鬥)!」

時間回推至1945年國民政府遷台後,四大行(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農民銀行)與台灣銀行復業,獨占外匯和海外分行業務,而市占最大的三商銀(華南、一銀、彰銀),反而淪為省政府所屬行庫。

畢業於台大經濟系的黃天麟,有高考資格,又精通英文與日文,本來可以被分配到財政部或台灣銀行,但他待不住被外省人把持的公家機關,以為當時的第一銀行是民營單位,便自願到第一銀行當行員,後來才發現已被政府收編改組。「但這樣也好,我就有fight的對象。」他笑說。

黃天麟一開始是在總行做信用調查員,60年美國國務院要協助台灣培育年輕的金融人才,提供3個名額到哥倫比亞大學進修財務分析,當時全第一銀行只有黃天麟會英文和英文打字,就推薦他去美國。「那時去美國很了不起,出發前總經理和副總經理都到松山機場送我。」

第1個戰役,爭取外匯業務  衝破戒嚴防線 三商銀核准開辦

回國後,升任為調查科科長的黃天麟便重新設計授信調查表,奠定了公股行庫信用調查的基礎。

有過國際歷練後,黃天麟開始他第1個fight——為本土銀行爭取外匯業務。由於戒嚴時期管制外匯,三商銀數度申請外匯業務都遭駁回,黃天麟認為這很不應該,就上了一份簽呈給副總,直陳台灣正走向國際化,如果還沒辦法做外匯業務,將來一定會落後。沒想到這份簽呈一路上到董事長黃朝琴,要他修改了好幾次,才親自送到央行。67年,三商銀終於獲准開辦外匯業務。

第2個fight則是爭取海外分行。那次黃天麟以國外部經理身分參加外交部晚宴,和關島總督聊開了,關島總督熱情地邀請一銀到關島開分行,黃天麟心知肚明財政部還沒核准三商銀在海外設分行,卻趁勢問作陪的財政部長李國鼎「那部長准不准啊?」李國鼎尷尬點頭:「可以啊!可以啊!」回來後他就趕緊送件,核准後,黃天麟就被派去關島開設省屬行庫第一家海外分行,又被欽點到倫敦開分行,樹立三商銀國際化的里程碑。

立下諸多汗馬功勞的黃天麟,原本總經理一職也非他莫屬,不料他因為積極為公股行庫爭取業務,得罪了財政部次長何顯重,在一次升任考核中,被發配到金融人員研究訓練中心(現金融研訓院)。省主席邱創煥還特地向他道歉,「歹勢,事情沒辦好。」

黃天麟苦笑,但他也在那時潛心研究國際經貿,歸納出自成一格的經濟理論,寫了不少著作,並投書到各媒體,發揮論述影響力。3年後終於回鍋省屬行庫,繼續推展國際化。一銀現有34個海外據點,近20個是他打下基礎。

第2個戰役,爭取海外分行  全球開疆闢土 替一銀打下江山 

1994年,他成為第一銀行首位從行員當到董事長的人,也是至今唯一。很多人的人生高峰也許到此為止,但黃天麟最重要的fight,卻在此時登場。

「有一天我接到電話,說李總統要親自召見我。總統說他常看我的評論,看過我寫的書,談了1個多小時,還叫辦公室主任蘇志誠來,說以後黃天麟有什麼建言都直接交給我。」他回憶,從那之後,很多政策李登輝都會直接採納他的想法,而最關鍵的就是九六年的「戒急用忍」政策。

那年8月,李登輝一反過去加速開放兩岸的態度,主張「高科技、5千萬美元以上、基礎建設,其他產業對中國大陸投資則不可超過實收資本額的40%」的「戒急用忍」政策。 「我看了隔天報紙才知道,而內容幾乎有8成概念都是我對他說的,這份報紙我現在還留著。」黃天麟回憶。

吳榮義分析,其實李登輝執政初期是對兩岸開放,但他將總統改為直接民選後,讓當時的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很不滿,把飛彈瞄準台北,從此李登輝發覺中國對台敵意仍深,政策才會大幅轉向。

最重要戰役,為台灣而戰  堅持有限開放西進 力辯群雄

然而,戒急用忍政策卻在東南亞金融風暴和網路泡沫衝擊後,遭到輿論撻伐。吳榮義坦言,當時民進黨是第一次執政,比較沒信心,加上綠營大老許信良也力主西進,於是又改成「積極開放,有效管理」。

悠遊卡公司董事長、時任台大經濟系教授林向愷,是當時少數堅持有限開放的經濟學者,與黃天麟一起力辯西進群雄。最令林向愷印象深刻的是,黃天麟雖然年事已高,仍親自撰寫說帖、答客問,用數據和簡單的譬喻一針見血點出方向。最廣為人知的,莫過於黃天麟以「台灣之於澎湖」來說明「中國之於台灣」磁吸效應的危險性。

吳榮義指出,「蔡英文不承認92共識後,習近平氣到『地動山搖』、還有人批政府赤色恐怖,實情卻是今年台灣經濟和出口都成長、台股上萬點,威脅都沒有實現,正是應驗黃天麟的理論。」

前總統李登輝很肯定,黃天麟雖然在扁政府時期擔任國策顧問,但是勇於批判扁政府的「積極開放,有效管理」,「當年要是沒有戒急用忍,台積電就不會還在台灣。也是因為台灣還有領先全球的半導體技術,現在才能在IOT(物聯網)產業立足,」李登輝還補充,錢進中國卻拖累台灣的最典型負面案例,就是宏達電。

回顧過去,黃天麟顯得坦蕩,但也難掩對台灣金融業恨鐵不成鋼的口氣,只是走到當下境界,他建議,金融人要多認識自己的社會責任,「還是行員的時候沒差,但當你變成總經理、董事長後,一定要有社會責任。」他強調,他不反對金融創新,但金融業有高度公共性,不能只想著賺錢。

他以自己為例,當上董總之後,他花更多心力在社會責任與公益上。喜歡運動的黃天麟在合庫總經理任內,將原本只是社團的棒球、羽球和桌球隊,擴大支持成業餘球隊,轉赴一銀後也開始支持羽球、桌球、角力、舉重,培養出多位國手。

正如日本駐台代表沼田形容,走過日治、戒嚴、3次政黨輪替的黃天麟,本身就是一本台灣金融史,也許時代和環境已不同,但他的胸襟與奉獻精神值得後進者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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