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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哲斌

新聞工作者、自由撰稿人 政大新聞所,曾任記者、編輯、新聞網站主管;目前網路活動地點是Medium及Twitter,帳號都是Puppydad

黃哲斌:香港之夏的科技與反科技

2019-09-05
作者: 黃哲斌

▲(圖/取自全球集氣反送中臉書)

香港最熱的夏天,街頭抗爭連3月,群眾的意志、動員能力、創意想像,無不令人驚豔。其中,科技因素與反科技因素,為這個時代寫下波瀾壯闊的紀錄。

已有不少討論指出,年輕世代善用網路工具,是這場抗爭運動的一大特色,尤其在「無大台(沒有主要領導者)」的狀態下,仍保持高機動性、高協調能力。然而又不只如此,截至目前,有兩個紅圈重點:

1、不斷演化的網路應用。首先,當我們拉開歷史捲軸,可以清晰看見,隨著網路演進,科技因素如何逐步嵌入實體運動。

早自2007年的搶救樂生、2008年野草莓學運,台灣的社會運動就引入網路應用。當時,網路的主功能是「訊息傳播」,部落客自發串聯、號召行動、網路募款刊登報紙廣告;或以筆電鏡頭,透過雅虎直播,向外界直送靜坐現場畫面,在此階段,科技介入社運已見雛形。

2011年的茉莉花革命,社群媒體崛起,扮演關鍵角色,主要功能仍是訊息傳遞與聚集群眾,但臉書、推特的緊密人際連結,讓運動成本既廉價又強效。等到2013年白衫軍運動、2014年反核4,智慧手機讓訊息單元機動化、個人化,我們已能看見,缺乏單一領導者的社運,如何利用網路快速組織、討聯、串聯,甚至分進合擊,各自努力。

1種科技的演化 社運引入科技的擴散效益

我曾以克雷.薛基《鄉民都來了》1書為例,分析網路時代的運動特性。書中提及「團結型資本」與「橋接型資本」兩種概念,前者同質性高、凝聚力強,彼此理念高度認同,缺點是不易向外擴散;後者異質性高,凝聚力較弱,理念認同較分歧。然而,網路時代的運動者得以藉由低成本與擴散性,強化橋接型資本,在運動主軸的最大公約數下,從不同角度出發補位,相互連結。

從白衫軍、反核4,到後來的太陽花運動,都能看到不同運動者各自發揮專長,募集資源,攻打不同目標,首尾相應,卻又不易被一體殲滅的靈活性。回頭來看,台灣的太陽花、香港的雨傘運動,已具備網路世代扁平、多路徑、去中心化的特色,彷彿是線上遊戲的隊友,他們既分工,又協同,既紊亂無章法,關鍵時刻卻能精準打擊。

2、去面目化的身分戰爭。從社會運動的科技脈絡來看,這次的「反送中」運動,承接了雨傘運動「訊息傳遞,資源募集,行動協調,意見匯集」等網路經驗。

一種樸素的迫力 便利貼串出港人的怒吼

不過,2014年的雨傘運動及佔領中環行動,當時仍有學民思潮、和平佔中等發起組織,運動落幕後,被視為主謀的「佔中九子」遭判刑,最高1年4個月。因此,「反送中」為避免重蹈覆轍,最大膽的挑戰就是徹底「去身分、去面目、去頭人」。於是,抗爭者利用可匿名的連登論壇App,討論活動創意、方向;再以類似Line 、但隱私保護較佳的通訊軟體Telegram,凝聚社群、祕密聯繫行動。因應人潮群聚,網路訊號不佳,他們會以藍牙軟體FireChat或Bridgefy相互聯絡,甚至以蘋果手機的「隔空投送」(AirDrop)功能,交換檔案或資訊。

這些強調匿蹤的網路應用,既是科技的,也是反科技的,目標就是避免警方監控蒐證,對抗無所不在的監視器及臉部辨識。相對意義上,「反送中」抗爭者形同以通訊軟體、網路論壇等較低階的科技,反制政府部門人工智慧、大數據等高科技監控。

或許,這是反送中運動最重要的警訊:過去,發動抗爭的年輕世代,往往掌握了科技優勢,不斷學習進化,讓龐大笨重的官僚疲於應付。如今,國家機構以豐沛資源,建構強大的監控機制,蒐集全民的個人資料及數位足跡,藉以分析數據、鎖定打壓,迫使資源劣勢的抗爭者,必須戴上口罩,轉入地下,甚至棄用類似悠遊卡的8達通,寧可排隊改買單程票。

不過,高科技並非所向無敵,有時,低科技也能發揮關鍵作用,例如「反送中」運動裡,連儂牆與便利貼成為政治表意的重要象徵;或者,數以萬計的香港人串聯,每晚10點在家開窗齊聲大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另有1種樸素迫力。

中國政府近年從網路審查,逐步建立實體社會監控,甚至結合個人身分與財務資料,將鎖頭鎖得更死更深,對於異議者的考驗更加嚴苛。在可見的未來,「科技」與「反科技」的拔河,將是一場宛如電影《V怪客》的動員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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