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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森

財經專欄作家 曾任財信出版總編輯、《財訊》雙週刊總主筆、顧問

楊森:從香港抗爭、美中貿易戰到英國脫歐,暗藏什麼經濟警訊?

2019-08-21
作者: 楊森

▲(圖/shutterstock)

10年、20年後,人們可能會形容今年7、8月是躁動不安之夏─香港爆發一波波的公民抗爭,美中貿易談判僵持不下,英國無序脫歐箭在弦上,諸多事件似乎都走向極端無解的對立僵局,加上瀕臨衰退的全球經濟,不禁令身處其間的人們焦慮難安。

不過在歷史長河裡,每起事件的重要性可能不會像當下感受那麼強烈,甚至歷史意義也要一段時間才會顯現。這次香港示威抗爭雖然驚心動魄,從百萬人遊行,到罷工、罷課、占領機場,抗議形式不斷改變,訴求持續升級,而港府和北京的立場強硬,甚至在深圳駐紮武警,直接用武力恫嚇,這場抗爭最後如何收場,對香港、中國政治將產生何種影響,目前仍未明朗。

香港在英國殖民時期沒有民主選舉,但人民有高度的自由和獨立的司法體系;1997年回歸中國,原本說好50年不變,但時間過不到一半,北京的威權統治已經深入香港許多層面,令人憂慮法制和自由受到危害。有香港學者描述,1997年香港的不安來自不確定性,現在則是來自確定性─亦即2047年終將被中國統治的命運。

政經風暴連環爆 全球陷入集體焦慮

香港大規模的抗爭,部分呼應全球兩股相衝突的政治發展趨勢。《紐約時報》1篇專欄指出,隨著全球政治的演進,人民對民主問責的期待提高,因此很容易引發示威抗議活動,加上社群媒體普及,發動大規模抗議更形容易;另一趨勢是威權主義在全球範圍內抬頭,加深公民對政府的不信任感,因而更有理由走上街頭。評論認為,這兩股趨勢形成一個不穩定的循環,而且會自我強化。

最終香港公民抗爭的結局,會是被鎮壓或自然消散,或是威權統治因挑戰而改變,後續還得觀察。想想看230年前的夏天,巴黎市民攻進巴士底監獄,那原本是法國大革命一連串動亂中的一起事件,看起來無甚特別,不過後來其重要性不斷提升,因為巴士底監獄是法國專制王權的象徵,而法國大革命改變了法國,接著是民主,最後是世界歷史。7月14日攻入巴士底監獄那天,也成了法國的國慶日。

在事件當下,我們很難說清楚未來的可能意義為何,不過至少我們可以拉長時間軸,對照過去歷史,試著清楚了解我們身處的情境。回到金融市場話題,當前大家最關切的是經濟是否會衰退?央行是否降息?而影響降息效果最大的低利率環境是如何造成的?會持續多久?正是我們應該想清楚的問題。

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的超低利率環境,雖不是絕無僅有,但確實是百年一遇。倫敦商學院教授雷伊(Helene Ray)追蹤美、英、德、法4國長期的消費財富比,發現當前的消費財富比隱含未來短期利率的重要訊息;簡單說,當消費財富比急速下滑時,實證發現,其後將會出現較長期的低(或負的)實質無風險利率時期。

金融榮枯邁入蕭條期 超低利率還沒完

導致消費財富比劇烈波動的原因,主要來自金融榮枯循環的驅動。在金融繁榮時期,資產價格和財富快速上漲,使得消費財富比大幅下滑,過去百餘年間曾出現兩個這樣的階段,一是咆哮的1920年代(roaring 1920s),以及近期的繁榮的2000年代(exuberant 2000s),由於資產價格快速大漲,消費財富比大幅下滑,接下來出現長期的超低利率環境。

1930年代末的經濟學者韓森(Alvin Hansen)便提出長期停滯(secular stagnation)的說法,描述那段低利率時期,簡單說,就是經濟的實際產出長期低於潛在產能,近幾年這個論點再度受到重視。而當金融榮枯循環進入蕭條階段,人們專注減債,企業努力修復資產負債表,儲蓄傾向提升,利率自然會持續低迷。

值得注意的是,雷伊根據歷史資料推估,認為當前的超低利率水準還會再持續一段時間。換言之,我們仍處於金融榮枯循環的蕭條衝擊波中,而面對超低利率環境,央行的貨幣操作自然受限,如果發生衰退,將是很大考驗,更何況還有緊繃的全球政經情勢等著雪上加霜。

經濟學家席勒(Robert Shiller)曾說,經濟衰退的嚴重程度,不純粹反映經濟學家所建構的經濟模型中的乘數效果、反饋效應等,有時候也可能是因為某些故事或敘述的流傳程度及其生動性,而使得衰退更加嚴重。具體來說,就像今年夏天的政經動盪,伴隨著產生不安和不確定性,很可能就會形成一個觸發、或加深衰退的自我實現的預言,進而觸發或加深衰退,這是當前另一個值得留意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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