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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冬

瑞士信貸董事總經理

陶冬:極端政治浪潮見頂了嗎?

2019-05-01
作者: 陶冬

▲(圖/Pexels)

今年5月的歐洲議會選舉,將是對歐洲溫和政治傳統的重大考驗,也可能是全球政治生態走向的試金石。自從歐債危機,以民粹主義為基本特色的極端政見在歐洲各國紛紛崛起,極端政黨一度有橫掃歐洲政權的氣勢,這是第2次世界大戰之後,最大的政治生態變化,傳統的政治精英被掃地出門,名不見經傳的政客和成立未幾的政黨站到各國政治舞台的中央。

選民激情減退  極端政治的結構需求猶存

然而,歐洲的政治環境和政策並沒有因此出現巨大的改變。部分極端政黨並未攀上權力的頂峰,部分極端政黨執政後政策與訴求變得比較溫和,除了義大利執政聯盟做出一些超乎常理的舉動,由其他極端政黨掌控的政府,大致上行為並不算太乖張。義大利執政聯盟一度向歐盟的財政紀律作出挑戰,觸發該國國債市場的動盪,但是最終還是向布魯塞爾的意志和紀律屈服,極端政治浪潮沒有掀起大規模的區域性市場恐慌,更沒有觸發全球系統風險。

筆者認為,歐洲這一輪極端政治浪潮已經見頂。極端政黨一度占據約30%的民意,不過最新民調顯示,支持率已經下降,起碼上升的勢頭基本消失。觸發歐洲選民摒棄傳統政治理念和政黨的3大原因,一是債務危機帶來的經濟、民生困境;二是南歐各國大力收縮財政支出傷及民生;最後是移民危機掀起的民怨、民憤。這3個因素很大程度上消弭了,用選票來懲罰傳統政黨的激情也就不再。

隨著經濟不安全感的消退,筆者認為,選民的求變激情也就消退了。歐洲經濟已經走出歐債危機的陰影,雖然復甦力度不強,前瞻性指標指向增長的下行壓力,不過大量失業人士重新找到工作,失業率接近危機前的水準,工資亦有2.5%左右的增長,也接近危機前的水準。

至於觸犯眾怒的移民危機(2012年底開始),現在的移民流入數量是4年來最低,遠遠小過2015年的峰值。今年的歐洲議會選舉,以及比利時、希臘、葡萄牙選舉,將是對筆者預言的測驗。

極端政治崛起的結構性源頭卻沒有消失,原因有4,1、就業市場已經並繼續發生著結構性變化,生產線外移和網上購物的興起,令部分就業機會永久消失,中產階層尤其受到打擊。2、量化寬鬆導致資產價格的上升速度,遠遠快過工資的上漲速度,貧富懸殊愈來愈顯性化,仇富心態、憤怒公民常態化,社會分化與對立常態化。3、人口結構老化導致選民訴求偏向老人的福利,這卻觸發年輕人的對立與抗爭。4、歐盟本身並非主權組織,各國政府心向選票,製造出國家與歐盟政策目標上的錯位。

從急性變慢性  下一步觀察美國明年選舉

因此筆者判斷歐洲的極端政治浪潮,由急性發作期轉向慢性發病期,病還是有的。戰後歐洲各國的權力中心基本上偏向中性,中間偏左政黨與中間偏右政黨輪流坐莊,政治精英主導了政策走勢,也維持了政策的相對連續性。近幾年,中間偏左和偏右政黨同時遭到選民唾棄,政治勢力分布由中間凸出的「鐘形」變為兩頭凸起的「啞鈴形」。

極端勢力的崛起,明顯受益於新媒體。媒體的集合力、渲染力和傳播力十分震撼,將沒有傳統支部、選民樁腳的新生政黨很快推入議會大堂。法國黃背心運動,全靠臉書等新媒體來集合、運作,法國政府希望與之談判,居然找不到談判對手。運動只有基因,沒有器官更沒有大腦,這種趨勢值得政治學家研究,更可能成為未來政治社會演變的新趨勢。無獨有偶,美國的政治生態在幾乎同一個時間發生類似的變化。選民的求變意識,將極端主義者、民粹主義者川普送進了白宮。他強烈的個人色彩,為美國的政策抹上誇張的色彩,但是他的政策推出卻受到體制的制約。隨著共和黨輸掉國會半壁江山,美國極端勢力崛起恐怕也過了急性發作期。

但是美國期中選舉的結果顯示,傳統政治精英、共和黨與民主黨溫和派議員的影響力下降,甚至失去了議席,川普為中心的右翼極端勢力進一步壯大。同時,與之對抗的民主黨也轉向激進,迄今,宣布參加總統選舉初選的參選人中,大多數都擁有激進的左派立場。美國政治生態同樣由「鐘形」轉向「啞鈴形」。新媒體環境下,各有各的群、各說各的話,不同政治立場的人,基本上聽不到群外的意見,於是產生出巨大的判斷錯位。政治立場、敏感議題上的對立,更容易導致社會的撕裂。2020年總統選舉,將是美國政治社會生態演變的投影器。

政治生態如同經濟運作,也有其自身的週期。極端政治勢力往往在經濟危機後出現爆炸性的增長,他們披著民粹主義的外衣,挑逗和利用選民的憤怒情緒,最好的例子就是上世紀30年代希特勒、墨索里尼的崛起。筆者認為,極端勢力上升的外表動力已經放緩,但是內在成因尚未得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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