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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瑟夫·史迪格里茲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諾貝爾經濟學得獎得主

約瑟夫.史迪格里茲:市場力量集中威脅美國經濟

2019-03-21
作者: 約瑟夫·史迪格里茲

▲許多因素導致美國經濟的低成長和不平等嚴重問題,示意圖。(圖/Pixabay)

先進經濟體眼下正受若干深層問題困擾。尤其是在美國,不平等程度目前是1928年以來最嚴重的,而國內生產毛額(GDP)成長率相對於二戰之後數10年的情況是疲軟得可悲。

在承諾創造「4或5%,甚至是6%」的經濟年成長率之後,美國總統川普和他在國會的共和黨黨友僅創造了空前的財政赤字。根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的最近預測,聯邦財政赤字今年將達9000億美元,2021年之後,每年都將超過1兆美元。但是,赤字擴大產生的短暫刺激作用已開始衰減:國際貨幣基金會(IMF)預測美國經濟2019年成長2.5%,2020年成長1.8%,低於2018年的2.9%。

市場力量愈集中 不平等愈加劇

許多因素導致美國經濟的低成長和不平等嚴重問題。川普和共和黨設計得很差的賦稅「改革」,加重了美國稅法的既有缺點,將更多所得導向收入最高的人。與此同時,全球化仍然管理不善,金融市場繼續傾向搾取利潤(經濟學家的說法是「尋租」),而非提供有用的服務。

但更深層和更根本的問題,則是市場力量愈來愈集中,以致主導市場的公司得以剝削顧客和壓搾員工,而顧客和員工的議價能力正被削弱,他們得到的法律保障也是這樣。愈來愈多企業執行長和管理高層犧牲勞工和投資,替自己謀取更高的薪酬。例如美國企業管理層就將減稅的好處,用來配發股息和買回自家股票─2018年股票回購1.1兆美元,創史上最高紀錄。股票回購推高股價和每股盈餘,間接提高許多管理層的薪酬;同時,企業年度投資僅GDP的13.7%,仍然疲軟,而許多企業的退休金計畫處於資金不足的狀態。

市場力量集中的證據無所不在。大幅的加成(markup)提高了企業盈利。在各行業,從小東西如貓糧到重要產業如電訊、有線電視、航空服務和科技平台,數家公司就控制了75~90%的市場,問題在地方市場的層面甚至更嚴重。

隨著企業巨獸的市場力量提高,對金錢導向的政治影響力也增強。因制度變得更偏袒企業,使一般民眾受到不公平的對待,要獲得救濟遠比以前便困難。一個絕佳的例子是「仲裁條款」在勞動契約和用戶協議中愈來愈普遍,企業因此可以透過友善的調解人,解決與員工和顧客的爭執,而不必上法庭。

多種力量促使市場力量集中。其一是網絡效應巨大的行業成長:在這種行業,一家公司即可輕易支配市場,谷歌或臉書就是好例子;另一因素是商界領袖普遍出現一種態度,假定掌握市場力量是確保利潤持久的唯一方法。創投資本家彼得.蒂爾(Peter Thiel)就有名言:「競爭是給輸家玩的。」

金權掛鉤操縱市場 削弱投資動機

美國一些商界領袖展現了高超的智謀,製造出市場障礙杜絕競爭;他們受惠於既有競爭法律執行懈怠,而那些法律也未能更新配合21世紀的經濟需求,結果是新企業比率下跌。這對美國經濟絕非好兆頭。不平等加劇意味著總合需求萎縮,因為位處財富分配頂層的人花掉的收入比率較低。

另外,在供應方面,市場力量集中會削弱投資和創新的誘因。企業知道,如果增加產出,價格就必須降低。這正是投資持續疲軟的原因,儘管美國企業盈利創新高,而且手頭現金以兆美元計。此外,如果你可以利用政治影響力操縱市場、尋租獲利,為什麼要費心去生產有價值的東西呢?投資在政治上、爭取減稅得到的報酬,遠高於實際投資在廠房和設備上。更糟的是,美國稅收對GDP的比率相當低,國家資金不足夠投資在對未來成長非常重要的基礎建設、教育、醫療和基礎研究上。這些才是可以真正「下滲」(利益均霑論)惠及所有人的供給面措施。

面對損害經濟的權力失衡問題,因應政策相當簡單。過去半個世紀裡,芝加哥經濟學派基於市場普遍具有競爭性的假設,將競爭政策的關注範圍縮窄到僅剩經濟效率,忽略了較廣泛的權力與不平等問題。諷刺的是,就在經濟學家開始揭露這種思想的缺陷時,這種觀念在政策制定圈占據了主導地位。賽局理論的發展,以及不完整和不對稱資訊模型的出現,暴露了競爭模型的嚴重局限。

法律必須與時俱進,法律不應容許反競爭行為。此外,美國的反壟斷法規要現代化,需要許多其他變革配合。挑戰總是在政治方面。因為美國企業界集結了非常巨大的權力,我們有理由懷疑美國政治體制是否有能力完成改革。加上企業勢力全球化,以及川普統治下解除管制和裙帶資本主義之風猖獗,歐洲顯然必須發揮帶頭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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