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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世芳

廣播人、文字工作者,著有散文輯《地下鄉愁藍調》、《昨日書》

馬世芳:我回憶裡的少年楊偉中

2018-09-16
作者: 馬世芳

少年記憶中的楊偉中,總是穿著藏青色的建中外套,身材修長,早熟地駝著背,書包垮垮墜在肩上,一臉憂悒的微笑。(圖/取自楊偉中臉書)

知道楊偉中出事,是高中的哥們兒許銘全在一個老同學群組傳的訊息。一瞬間回憶閘門大開,30多年的記憶洶湧而來。

楊偉中是我的同學,高中同屆但不同班。幾位他學生時代的至交死黨,也是我的朋友,於是我也勉強可以算是他的朋友了。那群死黨有男有女,大抵都是16、7歲便認識的,互相見證過彼此亂七八糟的青春。楊偉中離世,我們這群年近5旬的同輩人,一夜之間紛紛掉回青春期,恍恍惚惚。 

往事如漩渦翻攪,想起來的都是小事。  

那些年,我們用肉體衝撞體制 

少年記憶中的楊偉中,總是穿著藏青色的建中外套,身材修長,早熟地駝著背,書包垮垮墜在肩上(裡面塞著文史哲磚頭書),一臉憂悒的微笑。幾綹頭髮斜披著,襯著好看的雙眼皮和滄桑的眼神,永遠帶著奔走半途那種疲倦的表情。說起話來低沉磁性,很適合當廣播人,或革命家。 

高二下學期許銘全當了校刊社長,我是社團唯一幹部,兩人經常去訓導處立正聽訓。那年學校在原本沙塵蔽天有「沙漠」之稱的操場種了草皮,封閉1年不准同學進入。許銘全請楊偉中寫了篇專題報導,我們還設計問卷,做了民調。

我從搖滾專輯設計大師Hipgnosis的作品輯找到一幅1972年的唱片封面當插圖:3人或站或蹲,在一大片荒蕪乾裂的土地上俯首觀看,正好呼應「沙漠」主題。結果訓導處不准我們登那篇文章,那幀照片最後卻還是留在了校刊內頁,沒頭沒腦冒出一片荒原。 

還有一篇文章也是楊偉中寫的,標題是「民主.中國.夢」。可能寫到了對岸「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風波,也可能寫了台灣解嚴前後的政治體制改革。

總之,訓導主任認為過於敏感偏激,勒令撤稿。那篇文章的開篇版面都做好了:我們請書法社同學用粉筆把「民主.中國.夢」,大剌剌寫在社辦門口轉角水泥斑駁的牆面,連同作者「楊偉中」3個字,拍成照片貼在完稿紙上。拍照的傍晚正好放學,每一個經過的同學都駐足側目這壯觀的壁書。沒多久總教官聞風而至,極其憤怒地命令我們立刻把它洗乾淨。「汙染牆面」事小,主要還是「民主」和「中國」這4個大字放在一起,讓他感到莫名的危險吧。多年後回想,那面牆上的5個字,好像預告了楊偉中大半生念茲在茲的關鍵詞。 

建中集合了一群最聰明也最不受管的高中生,身處其中,我總覺得自己晚熟而笨拙(其實現在仍然是),尤其在楊偉中那樣的同儕面前。他17、8歲讀的書早已超越研究所碩士程度,發育與經驗也遙遙領先。遇到他,我總隱隱有點不甘願的自卑感。 

上大學之後,有一天在活動中心社辦偶遇,那些年他始終在串聯跨校左翼讀書小組。我們打完招呼,乾巴巴地找不到話聊,於是他問我都還是在聽音樂嗎?我說是,並掏出包裡的搖滾錄音帶。他看了一眼,露出一貫疲倦的微笑,呵呵兩聲,客氣地說這個他不懂。那時我感覺彷彿被居高臨下地打發了,暗暗生起氣來:在革命的世界,難道只容得下革命的藝術嗎?那是我青春時代始終過不去的疑問。 

但我們確實以為那是危急存亡的時代,連我這個「文藝青年」(當年這已是罵人的詞)也曾靜過幾次坐、遊過幾次行、呼過口號唱過戰歌,看過鎮暴警察在我眼前把工會幹部打得頭破血流。我不知道那些比我飽學早熟的同儕,是怎樣找到美學與革命結合的出口,我只知道自己始終沒有找到。儘管人到中年,遭逢造反者翻騰的熱血仍會激動,那或許只是對自己終究還是錯過了另一種青春的補償。  

這些年,我們對青春的永恆質問 

後來楊偉中在不同的組織中戰鬥,引發一場場論戰和分裂,那些都離我很遠了。這些年我們見過幾次面,好像都是在朋友的婚宴。他總是帶著太太,逗著女兒,一臉慈祥和氣。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兩個月前一場同學聚會。老朋友們直接拷問他這一路人生各種曲折的選擇所為何來,他仍是疲倦地笑著,誠懇地一一答了。聊到他正供職的黨產會,他很低調地說:唉唷沒有什麼,不過就是混口飯吃。但我想,同學們都不會相信他的場面話。 

事發之後,知道他正準備入閣擔任勞動部次長。或許,兜兜轉轉30年,最終仍是要向青年的自己交代吧。這答案,如今是永遠得不到了。 

楊偉中離世這幾天,往日種種不斷浮現,連同數不清的早已失效的許諾。我無法在舊友的死亡中尋找意義:歲月並不會先問你成熟了沒有,抵達了沒有,才讓你心安理得地變老或不老。我只知道,我該列出真正非做不可的事,不要再逃避了。 

也是少年死黨的李達義在老同學群組寫了一句話,我怔怔盯著,想了很久,抄在這裡─「青春本來就是和死亡深深連結的,只是我們都要很後來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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