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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奕成

創業人、創作人 大稻埕國際藝術節發起人

周奕成:美中衝突與百年歧路

2018-07-18
作者: 周奕成

(圖/Pexels)

當我在演講和寫作中一再說「1920年代會再來」,很多人以為我說的是海明威、費茲傑羅、畢卡索的那個藝術創造力輝煌的年代。其實這句話有多重涵義。

1920年代不只是美好的年代。它是大蕭條前的繁榮、大戰爭前的和平、大獨裁前的自由。短暫的美好帶來巨大的恐怖,給人類最深刻的教訓。

它也是人類社會現代化非常重要的階段。對台灣與中國更是如此。1920年代的台灣與中國,分別經歷不同的現代化過程。不同的現代化經驗,使得台灣與中國再難成為同一個國家。

1920年代會再來 美中台共同的反省

台灣在日本統治下,一方面遭受不平等待遇,一方面卻同時獲得東洋與西歐的文化洗禮,粗具現代特質。戰後的美國化更成為台灣文化極重要的成分。

中國在民初的動盪中,一部分人渴望學習西方,一部分人沉湎於封建舊習。1921年在上海誕生了中國共產黨。內外戰亂下中國的現代化走走停停,直到1979年改革開放才加速前進。

我說「1920年代會再來」有多重意義,其中最深層的就是對現代化的反省。西方社會有西方社會的反省。台灣有台灣的反省。中國也勢必對其百年來的現代化路途做回顧。

明年是中國五四運動的100周年。五四運動本身(發生在北京的青年學生愛國示威)在100年後的今天並不重要,重要的是1920年代的新文化運動影響了中國選擇的歷史道路。

在中國共產黨的官方說法中,「五四運動打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的大門」,也就是中國走上了共產主義的路。我預期且期待中國知識分子會藉著五四運動,檢討當年他們前輩的選擇。

回到1920年代,真正原因也不是什麼100年。而是這條路走到了不得不回頭看的地步。中國知識分子都是藉著紀念什麼周年找言論空間,五四百年的機會不可能放過。

中國當年該不該選擇共產主義是一項題目。這牽涉一項更根本的題目,即是中華文化與西洋文明優劣與體用的老問題。當前中國與美國正在發生的矛盾衝突,會把最深層的思考帶到這個根本問題上。1920年代知識分子思考與辯論過的題目,又會再發生於2020年代。

幾天前,中國吉林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李曉在畢業典禮上的講詞,引起中國內外知識分子頗大的注意。這篇題為《中國的國家命運與個人命運》的講詞很有1920年代的意味。

李曉院長這篇講詞,主要篇幅在談中國經濟在美元體系下難以掙脫的命運。但除了經濟問題之外,他觸及更深層,即中國與美國的國家實力落差,根本上還是文明與文化問題。

這篇講詞說道,因為改革開放40年的成就,「我們產生了一種舉國的自豪感,同時也伴隨著一些自大情結。中美貿易戰,尤其是中興事件不啻為一劑強烈的清醒劑,讓我們意識到自己與美國之間存在的巨大技術差距。」

「在目前的中美貿易戰中,有些學者和專家提出我們『要不惜一切代價』!這種提法令人匪夷所思。在當今的經濟全球化時代,在一個經濟發展、改革不斷深化的時代,何謂『要不惜一切代價』?難道要回到改革開放之前的時代?」

現代化其他道路 2020年找到新方向?

李曉引用了戴季陶先生說的「智識上的義和團」來提醒中國青年,不要重蹈盲目愛國主義的錯誤。「智識上的義和團」出自戴季陶1928年出版的《日本論》,正是一個1920年代的觀點。

李曉認為,「更為重要的挑戰恐怕是思想上的,即在這場爭端很可能演變成為曠日持久的大國衝突過程中,我們是繼續冷靜地認識我們與美國的巨大差距,堅持虛心地向美國學習,還是由此堅定地走向民粹主義的反美道路,甚至以一種『玉碎精神』抵制美國的一切。」

中國知識分子這樣的論點會愈來愈多。他們的反省思考會擴大深化。最終還是要回到我所提過的「現代化歧路」的課題。現代化有沒有其他的道路?如果有,在哪裡?在1920年代走上的歧路,有沒有可能在2020年代找到新方向?

這就是即將發生的智識上的大辯論。也就是「1920年代會再來」的最深一層涵義。先不管可能發生的世界動盪,智識上的火光將是無比精采的。在這東潮西潮之間,台灣知識分子當然有值得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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