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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市場為導向的東協經濟政策

2017-08-18
作者: 馬凱碩、孫合記

在沒有任何總體規劃或任何個別有遠見的領導人來推動的背景下,東協逐漸整合整個東亞地區,成為成功發展的關鍵因素。一個由於對共產主義恐懼、害怕被其吞噬而建立起來的組織,意外地在一個十分良性的環境中發展起來,使五個創始國得以發展和繁榮。


(圖/Pixabay)

東協創始國—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和菲律賓——融入了繁榮的東亞經濟生態系統,利用全球貿易擴大帶來的優勢(也幫助推動全球貿易的發展)。雖然菲律賓的發展受到內部政治動亂的阻撓,但是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和泰國在一九八○年代都出現了經濟快速成長。從一九八○至一九九○年,東協五國的平均經濟成長率達到6.1%,其中印尼達到6.6%,馬來西亞6.2%,新加坡7.6%,以及泰國7.7%。(遺憾的是,菲律賓在這個時期的經濟成長率僅為2.1%。)

一九八一年七月十六日,馬哈地成為馬來西亞總理,他掌握了時代精神,實施「向東看」政策。現在每個人都認為馬來西亞有了比大多數其他開發中國家更好的發展。在馬來西亞實施「向東看」的政策同時,馬來西亞在過去二十年間也有了最快速的發展。

在東協與東亞經濟生態系統逐步合為一體的過程中,這個區域的氛圍也發生了變化。從一九四○年代二戰爆發,到一九七九年的中越戰爭,這四十年間此地區一直是衝突不斷。本來,這種戰爭和衝突的持續模式應該算是合乎常規。但是,脫離常規的情況發生了。經濟成長代替了戰爭。

當初,東協創始五國原本是有可能決定不加入以美國為首的自由市場生態系統。一九七○和八○年代,五個東協創始國都是77 國集團(G77)的成員,該組織是由開發中國家所成立的。其核心思想是反資本主義和反自由市場,對外投資是被唾棄。

新加坡很早就做出違逆第三世界潮流的大膽決定,並且在早期便獲得成功,這對其東協鄰國有激勵的作用。新加坡支持對外投資和出口的政策很快帶來了明顯的經濟收益。新加坡經濟穩步成長,在一九七○年代和八○年代維持平均8%的成長率。這或許能解釋,一九六五年新加坡痛苦地脫離馬來西亞後,儘管馬來西亞不斷譴責新加坡,卻仍然決定效法新加坡的政策。馬來西亞的公務人員所做過最明智的事情就是,完全複製新加坡經濟發展局編製的《為什麼你應該在新加坡投資》。結果,外資也流入馬來西亞。在馬來西亞,外資直接從一九七○年的九千四百萬美元,成長到一九九○年的二十六億美元。在新加坡,外資流入從一九七○年的九千三百萬美元,成長到一九九○年的五十六億美元。到一九九○年,外來直接投資占馬來西亞GDP的23%,新加坡則達到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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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時期,泰國也決定開放其經濟,並特別從日本的投資獲益。誠然,泰國有著成本上的優勢。但沒有人知道為什麼日本人如此偏愛泰國。一九七○年代,日本就已經開始在泰國投資,所以當一九八五年《廣場協議》後日圓升值,日本製造商不得不轉往海外生產,許多日本商人擴大了在泰國的投資,是毫不令人意外的。特卡卡隆博士寫道:一九九○年代,汽車生產和銷售顯著成長的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方面,一九八五年日圓升值,促使日本製造商擴大在泰國的生產。

另一方面,泰國政府致力於汽車業的自由化。例如,二○○○年泰國取消了《自製率要求》(Local Content Requirement)的規定。印尼和菲律賓沒有像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泰國那樣開放外國人投資。弗雷德里克·舍霍爾姆指出,東協各個國家在時機和方法上有所差異:「例如,馬來西亞在一九七○年代就已經開始改革,印尼在一九八○年代末和九○年代初開始,而以前實施中央計畫體制的國家則開始得更晚。」 在印尼,著名的「伯克利黑幫」是蘇哈托總統的經濟顧問。然而,蘇哈托卻在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陣營間搖擺。他似乎聽從了「伯克利黑幫」的建議,在一九六○年代末和八○年代中期,即印尼經濟衰退時期,推動經濟自由化和寬鬆管制。但是,在經濟繁榮的一九七○年代中期又奉行經濟民族主義和保護主義。「伯克利黑幫」受到了印尼強烈的民族主義特質所箝制。許多印尼政策制定者當時認為(許多現在仍然這樣認為),印尼有廣大的國內市場,不需要像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泰國那樣開放市場。

一位觀察家約翰·佩奇曾描述過促進東協經濟成功的因素。對於連結了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和印尼的「共同政策綱領」,他說:這些國家的宏觀經濟管理異常的好,宏觀經濟表現也非常穩定,這為私人投資提供了必要的環境。加快銀行系統整合,以及為非傳統儲蓄者提供更多便利的政策,提高了金融儲蓄的水準。重視中小學教育的政策迅速提高了勞力技能。農業政策則注重生產力的轉變,而且不對農村經濟過度課稅。

遺憾的是,由於菲律賓總統斐迪南·馬可仕的腐敗統治越來越嚴重,菲律賓在一九八○年代的經濟發展受阻。雖然馬可仕總統在一九六五年執政初期有個不錯的開端,但是隨後他和他的夫人變得越來越貪婪。另一位觀察家威廉·奧弗霍特則闡述了阻礙菲律賓外資流入的因素:儘管修訂了相關外國投資的法律,官僚作風和腐敗依然持續阻礙外資的流入…………顯然菲律賓曾經是亞太地區吸引外資的主要國家,但是在馬可仕統治期間,菲律賓成為亞太市場經濟體中最不受外資青睞的地方。許多總統法令和限制措施導致所有經濟領域被壟斷或幾近壟斷,這直接打消了外商投資的念頭…………一些有出口潛力且生產效率高的生產商被迫宣告破產,以保護那些低效、沒有出口潛力(而且是總統朋友)的事業。數十億美元的賄款是來自高課稅,而這些稅收是從進口商(出口商輸入的成本因此提高)、出口商和外國投資者被不合比例地徵收重稅而來。菲律賓的發展受到阻礙的不利影響主要來自其經濟,尤其是其土地所有權,掌握在少數家族手中,這幾個大家族對經濟持封閉和保護主義的態度。當時流行的說法是,菲律賓就像是亞洲的一個拉丁美洲。

然而,即使印尼和菲律賓經濟的開放程度相對較低,它們仍在一九七○年代和八○年代受惠於日益增強的東亞經濟生態系統。這個成長源於幾個因素:美國巨大消費市場的開放;日本充滿活力和競爭力的製造商;韓國和台灣不停尋找新的供應商;中國大陸開放經濟的決定;東亞和東協政策制定者間日益形成的共識,認為開放經濟優於封閉經濟;大多數東協國家願與東亞國家在經濟上整合為一體。(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印度不願與東亞國家這麼做,以至於印度經濟明顯落後。)此外,還包括亞洲逐漸形成的商人和政策制定者之間的網絡,包括華裔和那些在美國大學受教育的人。

因此,在沒有任何總體規劃或任何個別有遠見的領導人(如「歐洲整合之父」讓·莫內)來推動這個過程的背景下,整個東亞地區逐漸整合(當然這也大量仰賴美國經濟這個促使經濟成長的引擎)。融入這個更大範圍的經濟生態系統是東協成功發展的關鍵因素。一個由於對共產主義恐懼、害怕被其吞噬而建立起來的組織,意外地在一個十分良性的環境中發展起來,使五個創始國得以發展和繁榮。

本文節錄:【解讀東協:前進東協,你不可不知道的經濟、政治、歷史背景,以及現況與未來】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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