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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哲斌

新聞工作者、自由撰稿人 政大新聞所,曾任記者、編輯、新聞網站主管;目前網路活動地點是Medium及Twitter,帳號都是Puppydad

黃哲斌:奧斯汀,一個網路勵志故事

2017-06-25
作者: 黃哲斌

▲(圖/翻攝自RideAustin臉書)

過度信任科技巨頭、缺乏監管與公平競爭,結果往往淪為自私、欺瞞、剝削、醜惡的失控樂園。

這是一個網路時代的勵志故事,關於人類社群如何「以科技對抗科技」,讓世界變得更合理、更公平一些。

美國德州首府奧斯汀是個以科技聞名的城市,戴爾電腦的總部設於此地,思科、英特爾、三星也設有分部。都會人口150萬人,名列全美前20大城市,加上是德州行政中心,商務繁忙,一向擁有龐大的出租車市場,Uber及Lyft早就視作兵家必爭之地。

然而,奧斯汀市議會去年通過一項議案,要求Uber在內的出租車司機都必須做指紋存檔,以備犯罪偵查之用。這兩家叫車軟體公司激烈抗議,於是提出公投覆議,他們花了超過800萬美元打廣告,遊說市民推翻市議會的議案。

沒想到,這兩家公司的高調強勢,反而惹惱了奧斯汀市民;去年五月,公投結果,市民高投票率、高比率支持市議會議案,Uber及Lyft憤而退出奧斯汀,聲稱該市市民將嘗到交通不便的苦果。

結果,一切出乎意料,Uber及Lyft留下超過一萬名司機,他們先成立一個臉書專頁,供乘客叫車之用;不到一個月,當地兩家科技公司老闆,靠著群眾募資,籌得700萬美元,合力推出一個非營利的叫車軟體公司「RideAustin」,立即填補Uber遺留的出租車市場。

公民當自強 不讓科技公司予取予求

而且,這個App建立在「以司機為中心」的營運模式上,相較於Uber等公司抽取車資兩成到兩成五佣金,此一軟體完全不向司機抽成,司機的收入自然比以前高,乘客也享有較低車資,後者下車刷卡時,同時能決定是否線上小額捐款給當地慈善機構;據稱,該軟體每週平均超過六萬次叫車紀錄,已募得超過20萬美元公益款項。

由於 RideAustin只有6名員工,靠著App廣告以及行銷合作,幾已損益兩平;也有其他小型叫車軟體崛起競爭,例如Fasten。這個相對開放多元的環境裡,也催生別具特色的線上叫車文化,例如,不像Uber規定必須是一板一眼的房車,有些兼差司機開著超大車輪的「皮卡車」(pickup truck)來載客,往往贏得乘客驚呼。

這一切,都發生在Uber近來職場性騷擾、涉嫌盜用谷歌自動車技術、使用舞弊軟體迴避執法單位查緝、變相支持川普移民禁令等爭議之前;換言之,當這家共乘軟體巨頭尚未顯露種種缺陷,一個具自覺的社會群體,就能以創意與行動,證明當科技創新兼顧社會責任,反而能發揮更大效用,真正「為人民服務」。

對比之下,最近Uber又爆出超收司機佣金的會計漏洞,他們在開發中國家任意操縱費率,讓原本進帳不高的司機雪上加霜,也引起不少抗議。例如,在肯亞首都奈洛比,Uber司機原本每天開車10小時,勉強淨收入5美元;最近,Uber在當地開出更低廉的產品線,自相殘殺的結果,讓旗下司機發動罷駛抗爭。

至於奧斯汀的城市實驗,最近也面臨新挑戰,由於Uber與Lyft在該市踢到鐵板,改而聯手遊說德州州議會,由共和黨掌控的議會通過一項全州適用的法律,取代奧斯汀的地方法令。

所以,兩大龍頭挾著120億美元資金,以及數百萬的App用戶,重回當地叫車市場,試圖奪回失去的市占率。

無論戰局如何,這些故事都告訴我們,過度信任科技巨頭、缺乏監管與公平競爭,結果往往淪為自私、欺瞞、剝削、醜惡的失控樂園。

企業有責任 產業創新要兼顧社會公平

相反地,當科技公司願意擔負公民責任,往往能達成前所未有的社會貢獻,例如,另一家以共享經濟為標榜的Airbnb,先前在日本震災、加拿大森林火災之際,都積極媒合災民與免費住宿;最近,他們又發動願意收容難民的歐美屋主,供社工機構引介流離難民作為中途之家,預計將可容納10萬人。

從奧斯汀與Uber的戰爭,到Airbnb的難民計畫,無不提醒我們,科技時代看似更便利、更多元;然而,在難以察覺之間,這些跨國科技公司對日常生活的影響力,遠大於我們的想像。

除了監管部門,唯有當媒體、消費者與公民社會改變對矽谷的態度,從毫無保留的崇拜造神,轉而像是檢視凡人一般,檢視諸如共享經濟、人工智慧、物聯網、擴增實境等熱門酷炫名詞背後,種種可能的正面影響與負面衝擊,同時要求產業創新之餘,必須兼顧企業責任與社會公平,人類社會才可能乘著科技的羽翼,飛往更好的未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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