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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芬.羅奇

耶魯大學教授 摩根士丹利亞洲區前任主席

史蒂芬·羅奇:別為美國企業哭泣

2017-03-20
作者: 史蒂芬.羅奇

(圖:pixabay)

在理想的世界裡,簡化法規,甚至是減輕美國企業稅負,都是好事。但企業並非美國經濟中脆弱的一環,勞工相對脆弱得多。過去25年間,經濟報酬決定性地從勞工流向資本的主人。這是美國經濟政策迫切需要重定輕重緩急的最有力理由。

美國即將為企業減稅。雖然鼓吹減稅的力量在去年11月總統選舉之前便已出現,川普總統提出「令美國重新強大起來」的口號,確定了減稅政策。支持減稅的人表示,美國企業處境艱難,稅負沉重,而且受麻煩的法規困擾;這種情況抑制了企業盈利,令資本支出、新增職位和生產力持續受壓,損害了美國的競爭活力。他們認為是時候讓企業休養生息了。

但這種說法令人想到一個明顯的問題:如果情況真有那麼簡單,為什麼到現在才有人要這麼做?答案出人意表。

美國企業盈利不差 只是勞工未同享果實

首先,為美國企業的盈利狀態感到悲哀,其實相當離譜。美國商務部的數據顯示,2016年第三季企業稅後利潤相當於國民生產毛額(GDP)的9.7%,一點也不差。

雖然該比率低於12年觸及的高點11%(這是因為經濟成長低迷,企業的營利能力通常因此受壓),但根本不能證明企業的營利能力已出現長期的問題。當前企業稅後利潤對GDP的比率其實遠高於1980年之後的平均水準7.6%。

16年第三季企業所繳的稅,僅為國民所得的3.5%,其趨勢也支持類似的判斷。沒錯,該數字高於2000年之後的平均水準3%(那是90年代中低見2.9%之後,美國企業最低的15年平均稅負),但遠低於二戰後榮景期(5o至69年)的平均水準5.2%。換句話說,雖然我們或許有理由批評美國企業稅負的結構和複雜性,但沒有什麼證據顯示美國企業的整體稅負過重。

相對之下,美國勞工分享到的國民所得則是趨跌。16年第三季,勞工所得(薪資、福利,以及社會保險、退休金提撥和醫療福利等)相當於國民所得六3.6%。雖然這略高於12至14年間觸及的低點61.2%,但比八○年之後的平均值64.6%,低了兩個百分點。換句話說,經濟報酬的鐘擺已經決定性地從勞工轉向資本的主人那邊─這當然不支持所謂處境艱難的美國企業需要救濟的說法。

但資本支出和新增職位長期不振又怎麼說呢?許多人認為這是美國企業負擔過重的表現。沒錯,在當前這段復甦期中,企業投資和就業成長是明顯的弱點。但是,這很可能主要是因為總合需求空前不足,而不是因為企業稅負過重和受法規箝制。

數據會說話 美國並未喪失競爭優勢

有關企業資本支出主要是受到影響資本成本的因素(利率、稅負和法規),還是影響未來需求的因素支配,經濟學家早就有了結論。需求主導模型(經由所謂的「加速器」效應發揮作用)輕易勝出。

這是有道理的。企業必須預期其市場未來將成長,我們才能指望它們擴充產能、增聘人手。對美國來說,這可能是很難的事。自08年第一季以來,美國經通膨調整的個人消費支出平均僅年增一1.6%,比之前12年的3.6%低了整整兩個百分點。事實上,這段時期是二戰之後實質消費成長最疲軟的35個季度。如果過去是未來的序曲(許多企業展望未來時,會以過去一段時間的情況為根據),則美國若不處理消費需求疲軟的問題,致力減稅和解除管制可能不會有實質作用。

競爭力問題也是這樣。川普一再哀嘆美國失去一度占盡優勢的競爭地位。為此,川普的「美國優先」運動明確地奉行保護主義;這彰顯在川普就職演說令人難忘的一些話上,例如他說:「保護將造就偉大的榮景與實力。」

但是,川普有關美國喪失競爭優勢的說法,與一些最好的參考數據不一致:世界經濟論壇(WEF)每年公布138個國家114項競爭指標,其16至17年的全球競爭力報告顯示,美國的國際競爭力排第三位(僅次於瑞士和新加坡),大致維持過去10年的地位。沒錯,美國在公司稅率、法規和政府效率等方面表現不佳,但這些缺點因為在創新能力(排名第二)、企業研發支出(第二)和科學家與工程師的供應(第二)等方面表現突出而被抵銷有餘。此外,美國的金融市場發展、勞動市場效率和幾方面的商業成熟度也相當好,這對美國在WEF競爭力排行榜上一直高居前列大有幫助。簡而言之,美國根本並未失去競爭優勢。

在理想的世界裡,簡化法規,甚至是減輕美國企業稅負,都是好事。但企業並非美國經濟中脆弱的一環,勞工相對脆弱得多。過去25年間,經濟報酬決定性地從勞工流向資本的主人。這是美國經濟政策迫切需要重定輕重緩急的最有力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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