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能只剩一種聲音…… 對抗媒體怪獸的,是這些獨立媒體

當大眾媒體陷入老闆干預、置入行銷、煽情炒作的泥淖時,公民記者和獨立媒體成了新聞專業的希望;他們在許多重大議題上填補大眾媒體的疏漏,引導大眾媒體的走向,抗衡大眾媒體的觀點……,不但影響力愈來愈大,也吸引愈來愈多人的注意和支持。

2012/09/13 出處:財訊雙週刊 第 407 期 作者:陳順孝(輔大新聞系副教授)

九月一日反媒體壟斷大遊行,九千人高喊「你好大、我不怕」。在長達數公里的遊行隊伍中,有一面「獨立媒體大隊」大旗,聚集了「苦勞網」、「環境資訊中心」、「莫拉克獨立新聞網」、「上下游新聞市集」、「新頭殼」成員,以及許多個體公民記者,他們因為反對大眾媒體依附政商勢力而走上獨立報導之路,現在更為了反對旺中媒體發展成壟斷巨獸而上街遊行。

分進合擊 形成公民傳播體系

這些獨立媒體、公民記者大多沒沒無聞,卻是台灣社會議題最重要的揭露者和報導者。八八水災救災重建、反對苗栗縣府強徵民地、抗議恐龍法官輕判性侵兒童犯、反對政府收買新聞、反對國光石化設廠、反對強拆拒絕都更的民宅……,都是公民記者和獨立媒體率先揭露探討,引起網民熱議後,大眾媒體才跟進報導。而李惠仁獨力調查八年,揭發政府掩蓋禽流感疫情黑幕,更是讓大眾媒體汗顏、讓全民肅然起敬的獨立報導義舉。

獨立媒體、公民記者並非新興事物。任何時代,當大眾媒體依附政經權貴、漠視人民聲音,民眾就會運用當時當地的簡便工具,打造自己的媒體、發送自己的訊息,來監督、補充、抗衡大眾媒體;這樣的民眾就是公民記者,他們打造的就是獨立媒體。在網路普及前,台灣民眾用黨外雜誌、社運錄影帶來揭露真相;在網路普及後,公民記者用部落格、社交網站、網路影音平台來探討議題。

網路時代的獨立媒體、公民記者,包括團隊媒體、個人媒體、傳播平台。團隊媒體,如報導社運的「苦勞網」、深耕生態的「環境資訊中心」、監督重建的「莫拉克獨立新聞網」、聚焦農業的「上下游新聞市集」、重視媒體改革的「新頭殼」、服務外勞的《四方報》;個人媒體,如專注環保的朱淑娟,關懷弱勢的江一豪,揭露疫情的李惠仁,書寫社運的胡慕情,探討教育的彭明輝,反對置入性行銷的黃哲斌,以及眾多部落客;傳播平台,如讓人架站發稿的PeoPo平台,導讀資訊的GlobalVoice,選刊好文的《懶人時報》,以及社群對話的Facebook、PTT。這些團隊媒體、個人媒體、傳播平台形成一個分進合擊的公民傳播體系,在許多重大議題上填補大眾媒體的疏漏,引導大眾媒體的走向,抗衡大眾媒體的觀點。

2009年8月,莫拉克颱風肆虐台灣,網民挺身而出,競相架站傳播救援訊息,「莫拉克災情網路中心」成員更受邀進駐中央和地方防災應變中心,把網民發掘和整理的資訊送進防災中心,把災區政府的消息傳遞出來,成為當時最權威的資訊來源。救災激情過後,大眾媒體報導質量銳減,民眾成立「莫拉克獨立新聞網」,天天報導重建議題,持續三年,寫了270萬字;還有人成立「上下游新聞市集」協助銷售重建區農產品。

報導議題 引導大眾媒體走向

2010年6月,苗栗縣政府為擴大科學園區基地,強制徵收大埔農地,派遣怪手毀壞即將收成的稻田,農民抗爭無效,自行攝影記錄,公民記者大暴龍取得農民影片,製作成《當怪手開進稻田中……》報導,送上他在PeoPo平台開設的部落格,網民看了義憤填膺,其他地區被徵地的民眾也串連行動,大眾媒體這才跟進報導,迫使政府承諾農民可以保留原屋原地;兩年過去,政府竟然翻案要拆農民房子,公民記者又群起報導抗爭。

2010年8月,民眾因不滿法官輕判數起性侵幼童案,在Facebook發起「開除恐龍法官」連署,超過28萬人參與,後來進一步發起「白玫瑰運動」大遊行,近3萬人走上街頭響應,形成強大的輿論力量;2011年,馬英九總統提名幼童性侵案爭議法官邵燕玲出任大法官,輿論反彈、網民抗議,迫使邵燕玲退出提名,總統、副總統和司法院長公開道歉。

2010年12月13日,《中國時報》資深記者黃哲斌為了抗議政府收買媒體、置入行銷,毅然辭職,並在網路發起「反對政府收買媒體,以『置入性行銷』欺瞞人民」連署,短短一天內,就有十萬八千人次點閱、1078個單位或個人參與連署。反收買行動第一週,商業報紙和電視完全不報導,但訊息仍透過網路擴散;到了26日,全台46個大學傳播系所、131位學者連署聲援;十五天後,立法院修正《預算法》,明文禁止政府部門買新聞。

2011年4月,馬英九總統宣布不支持國光石化到彰化建廠,公民記者也扮演重要角色。早在2008年2月,朱淑娟、胡慕情就開始報導國光石化設廠爭議,成為反對運動資訊來源;「環境資訊中心」、「新頭殼」也加入報導行列;2010年夏天,青年學生成立反國光石化聯盟,架設部落格和Facebook專頁傳送訊息,還發揮創意,仿照四大報形式製作四大「蚵報」、將電影《阿凡達》片段改編成動員影片,生動活潑地吸引愈來愈多人注意和支持。他們的報導與各界抗爭力量相加相乘,終於迫使政府改變政策。

2012年3月28日凌晨四點,警方要強制拆除拒絕參與都更的士林王家,大約兩百名群眾守在王家門口反抗,這些群眾幾乎都是從網路得到訊息,趕來聲援;在警方強拆過程中,「苦勞網」上網直播現場畫面,許多民眾也透過手機傳送現場實況,他們的報導在Facebook、PTT引發熱烈討論和轉載;原本漠視的大眾媒體隨即擴大報導,一夜之間,強拆民宅、都更爭議躍升為全民關注的重大議題。

在這一個又一個事件中,公民記者和獨立媒體發掘、採集、分析、編寫、散播攸關民主、人權、正義的訊息和觀點,產生愈來愈大的影響力,也贏得愈來愈多的肯定:李惠仁揭發疫情成為英雄、朱淑娟深耕環保贏得三大新聞獎項、「苦勞網」、「環境資訊中心」、《四方報》也先後榮獲卓越新聞獎社會公器獎。

當大眾媒體陷入老闆干預、置入行銷、煽情炒作的泥淖時,公民記者和獨立媒體成了新聞專業的希望;弔詭的是,旺中集團竟以網路公民新聞的存在,宣稱媒體集團不可能壟斷,藉此合理化它的併購擴張行為。

長遠發展 必須突破三大困境

一群獨立媒體工作者在九○一遊行當天發表聲明反駁說:獨立媒體「現在也許可以發揮重要的『補充』作用,但是仍不具備『替代性』;我們當然期待這樣的『替代』作用終將會發生,但在此之前,我們還是要呼籲社會大眾,不可忽視對生產『普遍性』訊息、構成大眾基礎認知的『主流』媒體的監督與改造」。

獨立媒體和公民記者的主要困境有三:一是欠缺教育訓練,難以培養素質整齊的生力軍;二是欠缺經費福利,難以支撐工作者長期奮鬥,甚至連基本的勞健保都成問題;三是欠缺協調整合,有的議題大家競相報導,有的議題乏人問津。在此情況下,上述成就大多依賴低薪、甚至不支薪的公民記者來達成,這樣的理想色彩令人尊敬,卻非長久之計。

去年12月,weReport調查報導公眾委製平台成立,嘗試募資來支持公民記者做報導;今年6月,「獨立媒體學院」開學,藉由朱淑娟、李惠仁等人的經驗傳授,以及師徒制實習,增進公民記者報導能力;九O一遊行前夕,台灣記協也推動記者工會成立,為包含公民記者在內的所有新聞工作者爭取勞動權益;這些努力有助於健全公民傳播體系,壯大獨立媒體和公民記者能量,讓他們更有力地補充、監督、抗衡大眾媒體。這樣的努力值得注意,更值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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