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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不可治理性
政治人物 只管選票不管問題

當一個國家的領導人把個人毫無作為的形象看得超過了國家認同和責任意識, 這個國家遂失去了最主要的官僚體系的督促力量。一個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政府,最後自然就會出現最大的大過。

2013/12/03 出處:財訊雙週刊 第 438 期 作者:南方朔

「不可治理性」(ungovernability)乃是1980年代後期,西方敏銳的學者所提出的概念。他們當時就已注意到政府的無能,政府已無法有效的進行調控,社會的基本矛盾已趨擴大等現象,因而形成「危機理論」,它乃是八○和九○年代的學術主流。

政治人物 只管選票不管問題

根據我有限的理解,學者們認為「不可治理性」的原因為:

一、統治團體的人格改變。民主社會的國家,統治者們要的是選票,他們每天忙著作秀搏選票,已無暇去研究問題,因此對根本的問題已養成一種習慣性的淡定,任何改變不是得罪這個人,就是得罪另外的人。因此當社會出現問題,他們都怕事不做決定,等到社會吵得差不多了,他們遂向握有最大發言力量的利益團體靠攏。這被稱為「多元民主下的強者通吃」,整個民主已被少數強大的政商利益遊說團體所綁架,真正的弱者反而無人聞問。政府倒向商人乃是必然的結果。稅負的不公、貧富的差距擴大,特殊利益團體日益強大的趨勢已成了必然。

二、知識分子角色的自動邊緣化。西方社會已成了一個超穩定結構,與這個結構不合的聲音或主張已不可能出現,知識分子為了應和這種趨勢,只好用花稍新奇的語言去創造各種千變萬化的論述,而對重要的根本問題則乏人問津。知識分子不談根本問題,社會無從改善,使得政府及社會缺乏改變的動力,也造成知識分子本身的不重要化。

三、現在的國家,公共事務的管理體系日益龐大複雜,事務也日益繁多,已進入所謂的「政府的手太多」的階段,一位官員如果肯負責、要做事,就會事情做不完;如果不想負責、不願意惹事,根本不做事也很容易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處於這種情勢下,無論領導人或官僚體系,當然責任意識日益瓦解,體制性的無能當然出現,最後造成整個國家的「不可治理」。

四、一九八○至九○年代「危機理論」所提出的「不可治理性」,到了現在已廣泛在許多國家出現。例如許多歐洲國家對財政不知節制,已搞到國不成國;美國由於只知道搞赤字、印鈔票,所以財政和行政廢弛,今年甚至政府都為之打烊。西方的保守理論家把這種「不可治理性」說成是「民主超載」的結果,這其實是一種倒果為因的說法,自由主義派的學者認為,這都是政黨政府不負責所致。古典的民主理論認為,政黨間應側重能力的競爭,才可使政府成為「有效的治國工具」;但近代政黨只要選票、只懂作秀,當治國無能,只會雙方做著「卸責式的謾罵」(blame),就以美國為例,政府打烊時,美國兩黨即相互推諉指責。當古典的責任意識已被諉罪意識所取代,一個國家的「不可治理性」已無法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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